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答记者问时，强调今年是“改革攻坚年”。
　　改革攻坚就是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长期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特别是制约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体制性与机制性问题。
　　那么，改革攻坚的战略重点应放在哪些方面？在记者采访中，邹东涛教授给了我们一个全面而详尽的分析。
　　邹东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长期跟踪我国改革开放研究。他最近组织了在学界颇有影响的一批著名专家学者编写出《中国改革攻坚丛书》。该丛书对我国的所有制、农村、国有企业、财政、金融、政府职能、政府事业部门、劳动就业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社会公用事业、投资体制、流通体制、垄断行业、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反腐倡廉、司法制度等方方面面的改革攻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邹东涛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进行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进一步实现“六大战略转变”。
　　他说，在过去的26年中，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三大战略转变”：在政治方面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在思想路线方面实现了从教条主义和“两个凡是”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转变，在经济体制方面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而现在我们要进行的“六大战略转变”是——

　　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战略转变
　　分析历史不难看出，战后大多数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在走向市场经济道路的一段时间内，实行的都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一般而言也都取得了经济起飞的积极成效，以亚洲最为典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
　　邹东涛教授由此强调，中国是从典型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在资源的垄断、对国民经济决策和调控方面保持了较大的权利，尤其是在计划和价格控制范围大幅度缩小过程中，又保留或新设置了项目审批权，使得中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的特色尤为明显。
　　然而，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几个因素大大冲击和挤压了政府主导力量：一是民营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大大增强了市场的自控和主导力量；二是加入WTO的谈判及中国加入WTO之后，使中国在关税、政府补贴等方面进行调整，逐步与国际接轨；三是近几年我国审批制度改革的攻坚也迈出了较大的步伐。
　　邹东涛教授认为，这些情况的变化，需要我们的改革要积极主动地向前开拓，实现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战略转变。

　　从“笼统的、数量型公有制主体”向“适应性、差别性、功能性公有制主体”的战略转变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20多年来，在改革的理论探索中争议和分歧最大的是所有制，而在改革的实践中取得成就最大的也是所有制。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珠穆朗玛峰”和“马里亚纳海沟”。
　　具有创新和根本意义的是，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十六大则用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肯定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关系。这无疑为我们在公有制问题上进一步与时俱进奠定了理论基础。
　　因而，邹东涛教授提出了“两个要与时俱进”的观点：一是“公有制优越性”的内涵要与时俱进。过去我们认为，无论什么行业和产业，公有制都具有绝对的优越性。实际上，在不同的行业和产业，不同的所有制其适应性和优越性是不一样的。对于竞争性行业，特别是竞争性中小企业，公有制特别是国有企业，显然不具有适应性和优越性，而非公有制具有比较明显的适应性和优越性。对于非竞争的或社会公益行业，非公有制经济则不具有适应性和优越性了，而必须由公有或国有企业承担。
　　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也要与时俱进。过去长期对公有制“主体”基本上是从“数量”上来理解的。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其发展数量及其比例关系是不能人为地规定的，而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如果要人为地规定甚至限制某种所有制经济的数量，只会限制以致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数量型公有制为主体”要不失时机地走向“功能型和质量型公有制为主体”，在所有制方面应该从“笼统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向“适应性、差别性、功能性公有制主体”的战略转变。

　　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向“整体上搞活国民经济”的战略转变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20多年，邹东涛概括这20多年的历程时认为，在改革初期我们正确地提出了“搞活国营企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实行了国营企业的“两权分离”的改革，“国营企业”的提法就被“国有企业”所取代，到了90年代初中期，有了“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的提法，于是随之有了“从整体上搞活国有资本”、“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资本经营”、“资本重组”的提法及其实践。
　　但是，邹东涛教授认为，以上所有提法都囿于“国有企业”。现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股权多元化的趋势在发展，随着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贯彻和落实，非公有制经济将继续进一步扩大。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其他经济，都是我国国民经济整体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就应当及时地向从“整体上搞活国民经济”转变。
　　邹东涛教授说：“这一字之改，反映了我国改革攻坚的新突破。”

　　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市场管效率，政府管公平”的战略转变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的普遍难题和顽疾是经济效率低下，因而改革伊始，我国就正确地提出和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但在改革开放26年后，无论是经济效率还是收入差距都有了较大的变化。
　　邹东涛教授以为变化最明显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经济效率的提高，社会财富有了巨大增加；二是收入差距也有了较大的扩大，从而产生了新的利益矛盾。
　　在邹东涛教授看来，固然，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收入差距，因为收入差距是激励效率的重要杠杆，但收入差距过大则会影响社会公平和稳定。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多大程度既有利于保持经济效率，又不损害社会公平和影响社会稳定，是进一步改革攻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近几年来，阶层利益的分化及其矛盾凸显了出来，尤其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我们既不能因为要照顾社会弱势阶层而回过头搞平均主义，又不能因为要激励效率而任凭强势阶层自由攀升进而激化社会矛盾。既要反对仇富心理，又要反对对弱势阶层的冷漠心理，从而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平抑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
　　邹东涛教授说，在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文化的中国，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方面要与时俱进，“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不失时机地转变为“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

　　从“单纯GDP增长观”向“科学发展观”的战略转变
　　毫无疑问，发展是硬道理；大力促进GDP的增长，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
　　但邹东涛教授认为，走过改革发展26年的中国，对“发展”二字有了更新、更深的认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大成果。
　　邹东涛教授分析说，人类发展观有一个不断进步、不断拓展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和独立出来的贫穷落后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增强国力。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确立了以GDP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在这种“经济的”就是“合理的”观念支配下的发展政策，导致了资源浪费、贫富悬殊、产业畸形、生态恶化、债台高筑等问题，而平民教育、劳动保护、社会福利、医疗保健、城乡协调等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因素，都被经济快速增长取代了。单纯的GDP不能准确地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一个国家社会的全面进步的状况。
　　因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客观上要求尽快走出单纯GDP崇拜，实现从“单纯GDP增长观”向“科学发展观”的战略转变。

　　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战略转变
　　邹东涛教授认为，一个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实现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战略转变，这个战略转变的根本内涵就在于政府转型。政府转型的基本目标是使我国过去那种掌权型、控制型、主宰型、服务型为一体的全能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在邹东涛看来，“公共服务型政府”具有多方面的内涵，包括自律、守法、廉政、勤政、严政、公正、亲民、精干等，也就是服务型、法制型、管理型、民主型相一体的政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府转型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经济越是发展，人民群众和新的经济体制对政府的要求就越高。就目前而言，我们的政府离一个成熟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政府的职能表现出多元复杂情况，既有“越位”问题——干了应该由市场干的事；也有“错位”问题——“官场通行市场原则，市场通行官场原则”；还有“缺位”问题——低效、失职和不作为。邹东涛教授提到，无论是“越位”、“错位”，还是“缺位”，都不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完美政府，这就要通过加大政府自身的改革力度实现政府转型，即由“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战略转变。

　　政治体制改革——强化中央政府权威、加强党的执政地位
　　邹东涛教授认为，以上六大转变，根本上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
　　邹教授说，我国的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起点和基础的，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遇到了“瓶颈”，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而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在较大程度上表现在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
　　邹东涛教授客观地分析这种“相对滞后”的合理性：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我国过去的改革在政治体制方面持非常谨慎的态度，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超前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都是理性的，这种“理性超前”和“理性滞后”是过去的条件决定的，也是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条件。我国今后将要进一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但这个改革也必将走一条渐进式的道路。
　　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包括法制建设、权力结构和制衡的改革、吏制的改革、行政体制的改革四个方面。权力结构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其主要任务是，建立系统完备的权力监督制衡机制，使权力的运作高度透明，以防止有人利用公共权力谋私。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通过权力的监督制衡、吏治的改革和行政机构的改革，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但邹东涛强调指出，经过政治体制改革所建立的政府是一个民主高效廉洁的政府，而并不是一个弱政府，更不是要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而是要有利于强化这种权威。
　　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必然涉及加强党的执政地位问题，那么，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关系？邹东涛理性地认为，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与加强党的执政地位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情况复杂、变数很多的国家，要实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富强，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和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极其重要。这不仅有利于防范民族分裂主义、地方分庭抗礼和地方保护主义，而且对国民的团结奋斗具有心理上的强化和凝聚作用。
　　他进一步分析说，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国家的地域统治范围同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势影响范围是交织在一起的，这种相互依存把各国不平等地联为一体。而在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中，一些国家总想把祸水和不幸引向别的国家，尤其有些发达国家总想把祸水和不幸引向中国，从而抑制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在这种世界格局中，只有我们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富有权威，才能带领人民凝聚在一起，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名家小传

　　邹东涛，陕西汉阴县人，经济学教授。先后任西北大学教授、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任中国生产力学会常务理事。著有《十字路口上的中国》、《转轨的中国》、《中国经济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等书。主编“世界市场经济模式丛书”、“中国改革开放20年丛书”、“中国改革攻坚丛书”等多卷，发表学术论文7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