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将2005年称作“改革攻坚年”，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响。那么，怎样才能完成改革攻坚任务，在战略上要解决哪些问题？这是体改界、理论界要认真做答的课题。

　　记者获悉，长期跟踪我国改革开放研究的邹东涛教授正在组织编写一部《中国改革攻坚丛书》，还获悉一批知名中青年专家学者如刘世锦、顾海良、范恒山、李 扬、张汉亚、周天勇、高培勇、郑秉文等都参与了该丛书的写作。于是记者结合“两会”内容，就改革攻坚问题采访了这部书的主编邹东涛教授。

　　邹东涛首先高度评价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在记者招待会上关于大力推进改革的讲话。认为报告和讲话，指导思想明确，措施方法得力，很有针对性。我们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落实。

　　邹东涛结合他主编的《丛书》谈了他对改革攻坚的看法。他说，在过去的26年中，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成功地实现了“三大战略转变”：在政治方面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在思想路线方面实现了从教条主义和“两个凡是”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转变，在经济体制方面也初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然而，要完成新的历史时期改革攻坚任务，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在战略上进一步实现转变。这种转变，既是改革攻坚的战略支撑，也是改革攻坚的内容。

　　一是从“政府主导经济”向“市场主导经济”的战略转变。邹东涛指出，世界上大多数战后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在走向市场经济道路的一段时间内，实行的都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一般也都取得了经济起飞的积极成效，如南美洲诸国、亚洲“四小龙”等，而以亚洲最为典型。中国是从典型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在资源的垄断、对国民经济决策和调控方面保持了较大的权力，使得中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特色尤为明显。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几个因素冲击和挤压了政府主导力量：一是民营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大大增强了市场的自控和主导力量；二是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国际压力使中国在关税、政府补贴等方面进行调整，逐步与国际接轨；三是近几年我国审批制度改革的攻坚也迈出了较大的步伐。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遭遇摩擦，蒙受了损失，这都促使我们改革要积极主动地向前开拓，实现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战略转变。

　　二是从数量型公有制向效益型公有制的战略转变。二十多年来，在改革的理论探索中争议和分歧最大的是所有制问题；在改革的实践中取得成就最大的也是所有制问题。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珠穆朗玛峰”和“马里亚纳海沟”。我们在理论上早已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生产力标准是判断所有制优劣的根本标准。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十六大则用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肯定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关系。这为我们在公有制问题上进一步与时俱进奠定了理论基础。一是对“公有制优越性”内涵的理解要与时俱进。过去我们认为，无论什么行业和产业公有制都具有绝对的优越性。实际上，在不同的行业和产业，不同的所有制其适应性和优越性是不一样的。有些行业适宜于公有制；有些行业则更适宜于非公有制。二是对“以公有制为主体”内涵的理解也要与时俱进。过去对以公有制为“主体”基本上是从“数量”上来理解的。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其发展数量及其比例关系是不能人为规定的，而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如果要人为地规定甚至限制某种所有制经济的数量，只会限制以致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以“数量型公有制为主体”走向以“功能型和质量型公有制为主体”，才能真正确立公有制为主体的地位。因此，在所有制方面应该从笼统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向“质量型、差别型、功能型公有制主体”的战略转变。

　　三是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的战略转变。邹东涛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的普遍难题和顽疾是经济效率低下，因而改革伊始我国就正确地提出和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但在改革开放26年后，一方面，随着经济效率的提高，社会财富有了巨大增加；另一方面，收入差距也有了较大的扩大，形成了社会弱势阶层，从而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固然，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收入差距，因为收入差距是激励效率的重要杠杆。但收入差距过大则会影响社会公平和稳定。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多大程度既有利于保持经济效率，又不损害社会公平和影响社会稳定，这不仅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在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文化的中国，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方面要与时俱进，“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不失时机地转变为“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

　　四是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向“整体上搞活国民经济”的战略转变。在改革初期我们正确地提出了“搞活国营企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实行了国营企业的“两权分离”的改革，“国营企业”的提法就被“国有企业”所取代。到了90年代初中期，有了“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的提法，于是随之有了“从整体上搞活国有资本”、“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资本经营”、“资本重组”的提法及其实践。但以上所有提法都囿于“国有企业”。现在，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其他经济，都是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就应当及时向“从整体上搞活国民经济”转变。这一字之改，反映了我国改革攻坚的新突破。

　　五是从“单纯GDP增长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的战略转变。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但随着改革发展的进程，我们对“发展”二字有了更新更深的认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大成果。人类发展观有一个不断进步、不断拓展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和独立出来的贫穷落后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增强国力。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确立了以GDP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战略。这种在“经济的”就是“合理的”观念支配下的发展政策，往往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也导致了资源浪费、贫富悬殊、产业畸形、生态恶化、债台高筑等问题。而平民教育、劳动保护、社会福利、医疗保健、城乡协调等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因素，也被经济快速增长的代价牺牲掉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客观上要求尽快走出单纯GDP崇拜，实现从“单纯GDP增长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的战略转变。

　　六是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战略转变。经济越是发展，人民群众和新的经济体制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从整体来说，我们的政府距离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既有“越位”问题———干了应该由市场干的事；也有“错位”问题———官场通行市场原则，市场通行官场原则；还有“缺位”问题———低效、失职和不作为。这就要通过加大政府自身的改革力度。“公共服务型政府”具有多方面的内涵，这包括自律、守法、廉政、勤政、严政、公正、亲民、精干等，也就是服务型、法制型、管理型、民主型相一体的政府。显然，我国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战略转变任务还相当艰巨。

　　邹东涛认为，我国的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起点和基础的，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遇到了“瓶颈”，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而政府转型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在较大程度上表现在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我国过去的改革在政治体制方面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形成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超前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的状况。然而，这种“理性超前”和“理性滞后”，是过去的条件决定的，也是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条件。我国今后将要进一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但这个改革也必将走一条渐进式的道路。

　　邹东涛认为，2005年作为“改革攻坚年”，有着大量的艰巨的改革任务，其实质是在改革攻坚中打造一个和谐社会。而打造和谐社会的“切入点”在于利益关系的调整。利益永远是社会矛盾的爆发点和社会和谐的平衡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动力是因为旧的经济体制没有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是因为改革给大家带来了好处。但为什么当大家都享受到了改革利益的时候，有些人却“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其根源是比较利益发生了过度倾斜，导致社会阶层的新的分化，这包括城乡差距的过度拉大、区域利益的过度拉大、部门利益的过度拉大和阶层利益的过度拉大。因此，协调城乡、区域、部门和阶层的利益则应该是2005年和今后改革攻坚的重头戏。但处理好这个问题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我们既不能为要照顾社会弱势阶层而搞平均主义，又不能因为要激励效率而任凭强势阶层自由攀升而激化社会矛盾。既要反对仇富心理，又要反对对弱势阶层的冷漠心理。这正是前面提出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的战略转变的意义所在。

　　邹东涛最后指出，一般说来，改革的动力来源于改革的受益者。但这并不是绝对规律。在当前情况下，改革攻坚的阻力恰恰却来自改革的受益者。改革开放产生了一些新的利益集团，其中的部分人，现在正处于“最佳状态”。他们既反对倒退回计划经济体制，也不赞成继续推进改革，极力维持现存利益格局。这些新的利益集团和原有的利益集团交叉并存，形成相当复杂的利益关系，并对我国的改革攻坚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是我们下一步改革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