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业之种种“假”“劣”现象
中国图书商报
2005-03-21
教辅书的答案差错多
某家长曾经为即将中考的孩子买了一套教辅书，准备在假期突击复习，在帮助孩子做题的过程中，她发现书中的答案居然有很多错误，对于自己熟悉的语文还好，可是遇到那些英语、数学题目中的错误答案，她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而这给自己辅导孩子功课带来了很大麻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宁欣，将目前教辅书中的答案错误归为如下几类：第一类是题号错位，答案对不上；第二类是答案位置调换，张冠李戴；第三类是数学、物理等教辅书中答案的计算错误；第四类是理科教辅书中的符号乱用，大小写、正斜体不分。北师大社在给自己的教辅类图书把关的时候，采取的是编辑校对加请高校学生验算的办法来尽量杜绝这些错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负责图书编校质量的阮光页副社长也认为，中小学生是将教辅书作为答案、标准、规范来用的，是他们学习的参考，可是有的买卖书号行为的出版社，却将质量检查工作拱手让人，在进行质检的时候一目十行，从而给这些错误流毒于市场打开了缺口。据介绍，该社一般都使用专业的编辑来做对口的教材、教辅书，并通过三审和付印之前的质检工作来尽量杜绝该类图书中的错误。
在这个方面很多出版社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图书质量控制这个环节上，对于占社内图书品种一半以上的教材、教辅、大众读物、争取获奖的重点书，进行全书质量检查，每年的花费是２０万元；龙门书局的每一本教辅书都要请在校大学生进行验算和检查，由于该社出版社品种数量大，一年这方面的开支达到上百万元；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每本助学读物出版之前，都要先印刷一批送到当地中小学校，让老师和学生通过使用来检查图书内容的适用度，其花费也以百万计。（王 东）
封面：像你还不够多
虽说色彩和图形设计的元素人人可用，因为就像自然界的空气和水，作为公共资源，每个人都拥有自由使用的权利。时下每年新书要以十几万计，新书封面的装帧设计的雷同似乎在所难免，但是一些对畅销书的惟妙惟肖的模仿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同样的颜色，同样的字体，同样的布局，同样的宣传口吻，连书脊的色块和字体都高度相似。最先的原创者与后来的跟进者之间，也会形成某种对立。跟进者把握什么样的尺度，以便在分享利益和市场份额的同时又不违背职业道德和出版者的良心，这样的思考，或许会时不时涌上出版人的心扉。
畅销书经典封面的原创者以及后来的跟风者，常常会在市场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潮流。最近几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引领畅销书潮流的《谁动了我的奶酪》的一大串后续跟进者们，开本都是小３２开，一水儿的硬皮精装，色彩就是浅黄色的左右变种，字体也几乎都用了同一种，连许多跟风书的书名，也就是拿“谁动了我的奶酪”这几个字做排列组合游戏。这些形式特征同质的图书源源不断出现在市场上，掀起了奶酪图书风潮。市场自有市场的法则，大浪淘沙过后，最后还留在排行榜上的，还是最先出现的那一本。以形乱真的战术的力量毕尽有限。
去年最畅销的经管类图书是《水煮三国》，一时间，浅黄色的封面配上几个漫画风格的三国人物的封面纷涌而出，《水淘三国》《烧烤三国》迅速加入此封面的同一阵营。在之前还有一本《细节决定成败》很畅销，于是，又有了以之为代表的红白对比系列封面，如《关系决定成败》和《细节左右成败》等。
《从优秀到卓越》的红黑两色强烈对比的封面，也被广泛用在了关于企业如何变得优秀、如何走上卓越之路的书上，每一版《新华字典》的封面，都会被无数的字典类工具书所模仿，以黑色为底色配上鲜亮小图案的“无敌英语”的封面也被各种各样的“无敌”书所套用，《穷爸爸·富爸爸》系列的紫色封面上加上手写体书名，成了许多理财类图书的最佳蓝本。去年出现的《水煮三国》的浅咖啡底色和漫画人物封面，被以重新演绎水浒、三国的众多经管类图书跟进。青春小说中的《幻城》，富有梦幻色彩的蓝色封面为许多号称有神秘色彩的青春小说所模仿。
封面设计的刻意模仿者妙招百出，有了现成的书名，干脆套用，在后面加上一二三，或者副标题，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使用别人原来的创意。也有在书名前加个修饰语之类的，快速套用封面设计的套路大概也不下于３６计。（陈 旷）
虚假推荐人
有一家出版公司的总经理曾经从好朋友那里接到一本样书，他随意翻了翻，在电话里说了几句客气话，没想到隔了几天之后，这本书正式出版的时候，他的话就被当作推荐语给印在了书上。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北京某知名记者的身上，他在电话里跟一本书的编辑随便说过的几句话，同样成为这本书封面上隆重的“推荐语”。这种事情让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们即使随便说话，也都小心翼翼的——毕竟随便闲聊当不得真，可是一旦成了白纸黑字，那就很难说得清楚了。
北京读书人公司陈非总经理认为，在财经类、励志类图书中，虚假推荐人的现象是很多的。看看一些书封底的推荐语，有的驴头不对马嘴，有的推荐语甚至是死了好多年的人“写”的，这样的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可是有很多造伪书的人可以把自己的推荐语编得滴水不漏，特意去查又无从证实，给读者辨别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读者已经不根据推荐人来选择图书了。
在大众读物中的虚假推荐人比较少，但也不是没有。有的书并不明说谁是推荐人，虚晃一枪，比如将自己的书说成是“网络四大才女强力推荐”，或者“北美、港台华语文学网站知名版主联名推荐”听起来确实很炫，但至于这些推荐人究竟是谁，您就猜去吧。（王 东）
假冒权威部门认定
如今考试门类众多，考试图书更是版本繁多，为了能够让自己的书在众多版本中醒目一些，有的出版者不惜将自己的书说成是国家或者考试部门的“指定教材”“指定用书”。笔者在某家考试书店里转一圈，就发现供公务员考试之用的辅导书，就有不下６个版本声称自己是“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专用教材”或者“指定用书”。
有的教辅书在封面上标明是“上百所重点中学使用教材”，而明眼人只要翻开书的封面，就不难发现其印制的粗劣和比比皆是的错误，真不知道如果名校学生都使用这种教辅书的话，名校的名头能够维持到几时。
此外，在英语学习用书市场上，读者还常常会看到“剑桥少儿英语”考试的“指定教材”，或者“唯一权威版本”，这也是一种假冒的权威认定。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相关编辑介绍，“剑桥少儿英语”等级考试是中国考试院从剑桥大学引进的一个英语水平测试，在引进考试的同时，并没有引进专门的教材或者考试辅导书，制定考试的剑桥大学也并没有指定哪一种教材是官方版本。现在市场上和这个考试相关的教材、辅导书，基本上都是中国的作者根据该考试的词汇量、语法范围、考察重点等要求编写的，因此并不存在一种比另外一种权威的问题。（王 东）
考试书虚打“大纲”牌
２００２年北京夏，几桩考生状告考试辅导书出版社的案子惊动业界。徐州两名在２００２年国家司法考试中落败的考生，将北京一家出版社告上公堂。因一分之差与ＭＢＡ失之交臂的广东考生赵亚翔也状告《２００２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应试教程——数学ＭＢＡ联考分册》的出版社。二者的共同原因都是，原告认为被告出版的考试辅导书表明是按照当年的新考试大纲进行编写或者修订，但是根本没有严格依据该大纲编写，其所述内容与大纲要求及知识体系不符。
考生对因认为考试辅导书涉嫌欺诈而不惜耗时费力地使用起法律手段，反映了考生对考试辅导书的质量有着更高的要求。事实上，每到考试大纲变更时，能抢到第一时间出版的辅导书往往可以占据一定市场先机。对考生来说，早一天复习，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但个别出版者为了赶“早市”，有的只是匆忙中修订印刷，甚至有利欲熏心者将前一年未销售完的辅导书换个封面，俨然成为“第一本严格依据考试大纲等资料编写的权威复习用书”。这样的辅导书历年来在研究生入学等各种类别的考试中都有出现。在关于考试的论坛中，不时可以看到“封杀”、“痛斥”某书的帖子。可想而知，一分决定生死的考试中，虚假更新的考试书对考生意味着什么！
但是，以上两起状告考试辅导书的案子都以原告败诉而告终。在赵亚翔一案的审判中，法院认为被告出版社在尚不了解２００２年全国ＭＢＡ考试数学考试大纲的情况下，在其出版、发行的《２００２年联考数学分册》一书封面上加印“２００２工商管理硕士联考大纲辅导教材”字样，做法欠妥。但仅凭封面字样及前言承诺等内容，都无法合理推断出出版方已做出该书仅仅针对考试大纲内容且针对考试大纲所有的内容进行解说。因此对原告提出的存在欺诈行为的观点并没有确认。
有观点认为，考生不应该将通过考试的努力仅仅寄托在考试辅导书上，而应该将考试作为提高自己的真实水平和知识积淀的一个激励方式。但无论如何，考试辅导书不弄虚不作假，及时全面根据考生需求进行修订更新，不仅是对考生负责，更是对自己的品牌名誉负责。（刘 颖）
假专家、假名师
教育类图书用以吸引读者购买的另外一个招数，就是打“名师”“专家”的牌子。这方面的滥觞可以说是早年间的“海淀名师”高考复习题，图书市场上成百上千个品种都以海淀名师主编的名头吸引人，让最老实的读者也不禁怀疑这些名师是否有分身术，一年之内居然可以编写这么多的复习资料。“海淀”之后，“黄冈名师”“启东名师”也大行其道，加上多年不衰的“人大附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师大附中”“复旦附中”“四中”等等名师的头衔，教辅书中的真假名师仿佛《西游记》中的真假美猴王，都让人无从分辨。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阮光页副社长认为，现在教辅书市场上虚假夸大的炒做太厉害，随便出一本书就动辄是某某名校、某某名师主编，厉害的甚至有什么北大、清华等名校联手、教授领衔、名师加盟，俨然武林高手大聚会。实际上其中的大多数都是书商找枪手完成的，有的甚至在名校、名师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用人家的名头，混在浩如烟海的复习参考资料之中，颇有浑水摸鱼的嫌疑。
在教育、学习类图书中还有另外一种性质恶劣的“假” 象，那就是辞书中的假专家。辞书不同于一般图书，读者将其作为正确与否的最终参照，可以说对辞书的编写方是寄予了莫大信任的。一般来说，即使是顶级语言学专家，作一本稍微有些规模的辞书，所耗费的时间最少也需以几年计，可是就有个别“辞书编写专家”，一身同时兼多本辞书的主编工作，一年下来，洋洋洒洒十几本、几十本词典的“产量”，其成品的质量是否过硬不言自明。（王 东）
辅导书早产
春节刚过，准备开学的学生们涌入书店，寻找合适的教辅书，这个时候，他们会看到很多书的封面上都写着“配全品种新课标教材”，或者“按照人教社、北师大社、江苏教育出版社新课标教材编写”，顶顶不济的也会注明“按照新课程标准编写”。但是最让人困惑的是一些刚刚出版的高中新课标教材，出版社这边刚推出，那边已经有教辅书堂而皇之地说是按照这套教材编写的。那么这些“早产”辅导书何以出版得这样神速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负责教辅图书出版工作的相关编辑介绍说，很多市场上的该类同步教辅一般是某些文化公司根据新教材的第一遍校样编写的，而出版社在其后的流程中往往会对书稿进行内容上的调整，而成书不仅在细节上会与第一遍校样不同，而且大目录上的个别篇目顺序还会有所调整，其结果就是市场上的那些所谓的“同步”教辅与出版社的新教材并不完全同步的现象。大多数“早产”教辅能够照顾到教材的大目录就已经很不简单了，至于细节问题则很少考虑到。该社在做本社教材的配套同步教辅时，一般都要等最终校样出来之后才能做，而且要经过非常细致的编辑校对程序，而等他们的书出版之后，图书市场早已经被大量的“早产”教辅书充斥了。（王 东）
挂名主编：盛名之下，徒有其表
想当年，一知名女演员撂下三句话，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那就是“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名女人那是难上加难啊”。原话是否如此已经无法考证，但此女一边喊着为名所累，一边风风光光地演出不少或虚构或真实的“闹剧”，腰包赚了个溜圆，看得我们这些脸呈菜色、腰似拂柳的小记小编们直流口水，真不禁令人感叹这世道，名气也是硬币的两面啊！
套用到出版界，“名气”的能量可不能小看喽，如果封面署上某某名家、专家主编，这书的档次、品位立马就上去了，还愁不好销吗？
记者问过诸多出版界前辈，他们都表示关于出版社外聘主编的职责、义务等，目前并没有明文规定，但既然自己的名字被列为主编，至少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与编委们确定全书的基本框架、作者队伍、篇幅多少、整体编写思路等，提出可行性方案；二是至少审读部分样稿，提出修改意见；三是全部样稿的最后把关。做到这些，这些权威、社会知名人士、学科带头人等署名主编才应该算是实至名归。
可既然名气这事是硬币的两面，用的好了，就是社会、经济效益双收，用得不好了——比如挂名主编只有主编之名，而无主编之实，那就该列入被打击的假书、伪书范畴了。而这种挂虚名的主编也该分成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名家、专家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出版者挂上主编的名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教授告诉记者，作为学科带头人之一，他曾经在坊间发现过主编署着自己名字的图书，但是他从未与该出版社有过联系，而书中的部分内容也是抄袭自己以前的著述，他正想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这一问题。
如果说第一种情况是更笨拙、更恶劣的做法，那么挂名主编的以下两种情况则更为隐蔽和普遍，其危害也更大：
其一，出版者与被署名者心照不宣，前者要的是后者的名，后者要的是前者的钱。拿到所谓的“审阅费”后，挂名主编却对图书的内容一概不管。在中国版协常务副秘书长、原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副司长潘国彦看来，这就是纯粹的“空头主编”，是属于欺世盗名的做法。
其二，出版者在未与专家、学者、名家等联系的情况下直接将聘书发给他们，告知其已经成为某某图书或丛书的主编，从此再无下文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吉林摄影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９月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丛书》在封面、扉页、版权页直至广告、包装上多处标明著名学者季羡林主编，季羡林就挂名主编的经过作了说明。他说，该书策划人曾多次通过季的助手要出季的作品集，又提出请季任这套丛书的主编，在此过程中，出版社从未与其有过联系，他也未过问出版事宜，直到听说有作者状告出版社，他才知道丛书已经出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汪平曾被挂名为中国统计出版社《最新无形资产评估方法、技巧、参数与案例》一书的编委会主任的头衔，他说他只收了２０００元的审阅费，除了目录，书的内容根本就没看过，最终这本书因为克隆了蔡吉祥所著《无形资产学》一书中８０％的内容而被其告上法庭，汪平也稀里糊涂地成为被告之一。
就在行将结束此文之时，记者在网上发现这么一条信息：“有需要挂名出书的请注意，本人是国家级出版社责任编辑，现有一部教育教学著作将要出版 正式书号，有需要挂名出书的可以满足要求。讲究信誉，签订出版合同，开具正规发票；保证质量，运作周期短，满足您对时间和质量的要求。请联系×××＠１２６．ｃｏｍ。”触目惊心之余，深感净化出版环境任务之艰巨。（陈刚）
假冒出版社名出书行骗
去年６月１６日，震惊出版界的“９·２６”非法出版物案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因涉案数额巨大，涉及单位多，被全国“扫黄”办列为５大挂牌案件之首。该案被告人钟山所犯罪行，除大量盗印中小学教材、教辅图书外，还假冒中国青年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的名义，非法出版、发行中小学教辅图书。据查，钟山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００２年７月，假冒出版社名义发行非法出版物共计１００多万册，码洋８００余万元。
同年７月，“９·２６”非法出版物案刚刚尘埃落定之时，书市上一本署名为“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生活：克林顿回忆录》悄然出现，该书装帧风格与译林社希拉里自传《亲历历史》相似。但译林社社长章祖德很快出面澄清，这是一本假冒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图书，真面目实际是一本不折不扣拼凑而成的非法出版物。书中前面三分之一的内容从《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中摘编而成，而后面三分之二的文字则与原著完全无关。更荒谬的是，“作者的话”中竟也用了希拉里的原话。
据三辰卡通公司２００３年公布的一项资料表明，该公司被盗版的蓝猫ＶＣＤ遍布全国２１个省市，假冒署名的出版社竟然有１６家之多。而假冒、盗用内蒙古人民、远方和内蒙古文化三家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刘墉作品集》等非法出版物也达１０余种之多。据记者了解，许多出版社都有社名被冒用的经历，尤其是内蒙古、青海、新疆等边远省份出版社社名被冒用的更加普遍。
这些冒用出版社社名出版的图书，基本上处于地下流通状态，只要读者提高警惕，不贪小便宜，选择正规的书店或渠道购书，基本上不会出现问题。
假冒出版社名不仅仅出现在出版物上，最近还出现了冒出版社之名行骗的。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室主任孙顺林说，前不久有读者反映，称自己收到一封信，信中称他的一篇作品获了奖，将同其它获奖的作品一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信中让该读者支付一定的出书费用。孙顺林告诉记者，人文社根本没有听说过这家机构，更没有跟该机构机构签定任何所谓的合同，目前人文社已经将此事向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汇报，并提请读者谨防上当受骗。（丁 丁）
劣质油墨纸张伤害儿童
少儿类图书画多文少，多采用四色彩印，色彩鲜艳。但鲜艳的色彩也意味着使用更多的印刷油墨。众所周知，油墨中常使用乙醇、异丙醇、丁醇、丙醇、丁酮、醋酸乙酯、醋酸丁酯、甲苯、二甲苯等有机溶剂。虽然这些有机溶剂干燥后绝大部分都会消除，但是残留部分仍会对人体造成一些危害，特别是那些上墨面积较大、墨层较厚的印刷品。
大多数出版社和印刷企业都会注意防止油墨污染，在油墨的选择、印刷工艺上有较严格的把关，生产出来的图书对孩子的健康当然不会造成影响。但是，也有少数的出版单位，为了压低印制成本，而选择了一些小型地下印刷厂印刷图书，这些小厂使用的油墨往往是劣质的有毒油墨，用这样的油墨印制图书尤其是给婴幼儿看的低幼图书，将会对孩子的身体造成伤害。尤其是盗版书籍，所使用的油墨更是没有质量保障。
有的出版社为了追求图书封面美观，在卖场里能吸引读者，而使用上光工艺。上光可增加印品表面的光泽度、光洁度和挺度。但是，油性上光材料使用的稀释剂主要是甲苯，而甲苯是有毒的挥发性物质，人体吸入一定量的甲苯会导致呼吸系统和血液系统发生病变，因此，油性上光工艺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对儿童书籍等更不宜使用。
专家提醒读者选择图书尤其是童书时，印刷质量差、油墨味刺鼻的最好不要买。否则，孩子由于自制能力差，在看书时有时脸部离书非常近，翻看时有害物质容易被吸入体内，对健康非常不利。另外，一些孩子喜欢一边看书一边吃东西，甚至用书垫放食物，这样也很容易把油墨中的污染物吃进去。
除了劣质油墨可能对孩子健康造成影响外，劣质纸张或者不合适的纸张也可能对儿童造成伤害。一些手工类的童书往往使用的是厚纸或版纸，有些劣质的厚纸或版纸是用废旧回收纸及下脚料等廉价材料生产的，这种纸有粪便或肠道病细菌污染。另外，像低幼类图书对纸张还有特殊要求，不仅要卫生环保，还对韧性、柔韧度也有很高的要求，以免被孩子不小心撕破吞进肚里。有的比较硬的纸张，还需将书的四个角切成圆形，以免划伤皮肤。（丁 丁）
冒名名家：树怕招风，人怕出名？
冒名之风，在图书出版中，除表现为主编挂名、假冒专家等情况之外，最被人诟病的当属冒名名家出书，此类案例顺手就能拈来。
前有女王朔《不想上床》引来真王朔“粉丝”（ｆａｎｓ）们的一片骂声，湖南王跃文状告河北王跃文侵犯其著作权、署名权；后有中国社科院知名学者周国平发表声明，在年初北京订货会上两种署名周国平的新书——《纯粹的智慧》（中国电影出版社）、《读禅有感悟》（金城出版社）非其所著；而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作家海岩签下第九部长篇小说的合
墨迹未干之际，在北京城铁的部分书摊已惊现冒名海岩的《逃离罪爱》、《一米阳光》、《野风》等伪作。
“李鬼”的“罪恶黑手”不仅仅使得国内知名作家防不胜防，海外及国外名家也成了此类伪书制造者的觊觎对象。
北京时代新经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一份版权声明声称在广东出现的一本据称是韩国作家金河仁所写、××××出版社出版的《木莲花开了》的小说，已经确定是假冒作者名义创作的伪书。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内页中还堂而皇之地刊登了“盗版举报电话”，声称发现盗版必有奖励！
所有种种无不是搭乘名人便车的畸形出版现象，还真应了“树大招风”这句成语。
可人家说了，我就是姓王名朔、姓周名国平，有身份证和户口本为证，只准你著书，不许我立说啊？一时半会你还真拿他没辙，《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八项所规定的“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仅指未经他人许可临摹、复制其作品，仍署原名进行销售，试图以假充真牟取非法利益的特殊的著作权侵权行为，还真没有那项法律条文能界定重名出书是违法行为。不过，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书的卖点就是作者的这个名字。
名字相同，如果再从内容、文风、装帧设计、宣传广告等进一步摹仿名人、误导读者的话，那只能说是混淆视听、投机取巧，被侵权者理应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２００４年年底，台湾漫画作家畿米在上海打赢了一场侵权官司。因冒用畿米之名出版《开心辞典》和《亲子银行》的华龄出版社，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立即停止两书的出版、发行，在《新民晚报》上赔礼道歉，并赔偿人民币６万元。在此同时，名家们可能也在心里嘀咕了：“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啊！”（陈 刚）
“傍”名牌瞒天过海大戏联台
现在没人敢买“华伦天奴”的服装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太多看起来像“华伦天奴”、实际上又不是“华伦天奴”的专卖店在鱼目混珠。要说起学以致用，中国出版业中的不少“人精”倒是把这一招学得惟妙惟肖。你不是叫《执行》吗？那好，我就叫《执行力》，同样冠上哈佛商学院的某某教授所著，这样一傍上名牌就能胡弄不少读者掏腰包。仔细数数，当下带有“执行”字样的外版书大约有十几个品种。按说，出版正宗《执行》的机械工业社还应该感谢这些傍大款者，没有他们的“不耻上傍”，“执行”能这么有名？能成名牌吗？
不仅是“执行”被傍来傍去，像“卡耐基”“没有任何借口” “沃尔玛”“辞海”“大百科” “海淀”“无敌”“黄冈”等等品牌也都被牢牢傍上，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像《人性弱点》《没有任何借口》《赢在人性》这几本书的出版商就吃定了卡耐基，使足了劲儿往上贴，从里到外都大肆宣扬该书是卡老先生所著，还把卡耐基迷人的笑容印在封面或封底。不过把书翻了几遍也看不见原著的版权信息。这样“无私”地为卡耐基扬名立腕，书业“雷锋”啊！与原版《没有任何借口》同名的《没有任何借口》，则完全来了一个颠覆版，除了内容与原版完全相反，其它都类似。更厉害的是，这本“中国造”还抢在真“借口”之前抢先出版，据说卖了２００万册，而原版由中国社科社引进出版后才卖了几万册。估计不少读者还以为后面那本是跟风的呢。中信社的《沃尔玛王朝》一出来，某科技社也照猫画虎了一本《沃尔玛王朝》，不过完全做成了教科书式的，傍得还挺道貌岸然。而“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十万个为什么”“大百科”“黄冈”“海淀”“启东”“无敌”等等这类名牌则早就被傍得不计其数了。各种同名词典让真正的名牌词典哭笑不得，其它书仔细翻翻还能看出来，词典的辨别就不那么简单了。有些词典采用混淆视听的办法，举个例子，你不是叫《现代汉语字典》吗，那我就在书名前加上个几乎看不见的“新世纪”，封面也设计成“双胞胎”，眼神不好还真是看不出来差别。还有大量的同名词典，据某业内人士透露，某出版社２００３年一年出了４本《现代汉语辞海》，还有一家出版社当年内也出了５种。举个例子现在叫《现代汉语辞海》的至少已有１２种，其它的《××辞海》更是不胜枚举。更有意思的是，《中华辞海》和《新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内容竟然完全一样，一本书傍了两个大牌，确实很有创意。“无敌”系列教辅当年由海豚社出版以后，同样也引出了不少封面设计、书名都差不多的系列“无敌”。记者粗略统计一下，大约有四五家社出版了“无敌”系列，每个系列动辄十几本，放在一起实是壮观。“魔法英语”系列也难逃厄运，现在“魔法阅读”“魔法数学”“魔法作文”等等一套套的出，商标也大致模样相同只是略有差别！而“海淀”“黄冈”“启东”这些教辅名牌则被傍得铺天盖地，据说，现在这些假教辅名牌的品种比真的要多多了。
记者采访了几位傍“名牌”的图书编辑，但他们对此的解释多是“市场和推广的需要”。虽然这种回答也没什么破绽，但从尊重读者尊重原有品牌的角度来讲，是不是有点投机取巧之嫌呢？（周 周）
先用数字把你砸晕喽，然后……
现代人做图书宣传就是不一样，敢想敢说敢干。就拿印在图书封面上的销售数字来说吧，上面究竟有多少个“０”还真得数一阵子。看来，一些出版者是想拿这些“０”把读者先砸晕，然后再让你晕乎乎地掏钱，然后他就不管了。
《人性弱点全集》一书的封面有这样的字样：“卡耐基著”、“全球销量超过５０００万册”、“继《圣经》之后的第二大畅销书”。但据记者了解，卡耐基根本就没有写过这本书，这本书怎么就能全球销售了呢？还５０００万册？
《决不找借口》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书中夹着的一张书签写道：“上市１月即突破５０，０００大关”。但该书版权页的印数写的是１００００册，而记者通过采访了解知道该书并未重印。那么，印１万册卖５万册，这是什么逻辑？
《最伟大的管理思想》一书好像更离谱一些，该书２００３年２月在中国出版了全球第一个版本，但封面勒口上却写着“自２００２年４月在美国出版以来，销售量已经突破了５００万册”，看来是美国人把咱们没出版的书给盗了，作者干嘛不起诉美国出版商﹖
还有一本《拒绝借口》，单不说该书作者一个中国人起了个“奥里森”这样的外国名，就说该书首次出版就成了“通用电器等８０余家跨国公司用以激励、培训员工的书”“美国海、陆、空三军指定用书”，确实“非常可乐”啊！
《态度决定一切》的封面上写着“全球累计销量超过１亿册”，可是该书几处出现的作者全名都各个不同，怎么能对这么一个大作者如此疏忽？摆明是不想让人摸清他的底细嘛！
《有效执行》封面上印着“２００３年亚马逊商业图书排行第一名”，但在亚马逊网站上却找不到与该书提供的英文书名相同的书，把状元给漏了，亚马逊网站该关了！
《改变千万人生的一堂课》是目前记者看到的最敢说的了，“全球销量１０亿册”，１０亿，这是什么概念？除了买不起的、不认字的、语言不通的、年龄较小看不懂的……等等没条件看这本书的人，剩下的人统统都要看，而且可能还得加上外星人来凑数！
其实做这些书的出版社也挺让人同情的，不就是想搞个噱头争夺眼球么？不过，姑且抛开国家有关于“虚假广告”的相关法律，单说“编造”这门艺术，你也得做得稍微滴水不漏一些吧？净弄些一点根据也没有的、一看就有漏洞的，难道就忘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名言！因此，这里对那些虽然印上了虚假销量但还不那么离谱的图书予以表扬，这样的才不会被轻易揭穿，这才叫“道行”呢！（周 周）
虚假宣传
所谓“虚假宣传”，其形迹不一而足，比如伪造所谓哈佛等外国著名学府的教授或者外国畅销书作家，伪造国际知名媒体、人物的评论，伪造国外图书畅销信息等等。
在《哈佛女孩刘亦婷》热销之后，一度带动了大批冠以“哈佛经典”之名的家庭教育图书的出版，事后这些书很多被证明是中国作者依据一两篇外国专家的文章自行编写的。有的图书在封面上标注：“在美国／英国／日本ＸＸ排行榜上年度冠军图书”。懂外文的作者其实只要找到国外杂志、网站上的这类排行榜，就很有可能发现这种“年度冠军”纯属子虚乌有。
在教育类图书中，还有一种情况是不实的宣传语。
笔者曾经在市面上看到一套大众财经类图书，十几本上都标明是“有史以来全球最畅销图书排行榜第Ｘ名”，不仅是“中国最佳励志畅销书之一”，而且还是亚马逊网站的超级畅销书，等等。我们不否认对自己出版的书有信心乃至野心都不能算什么问题，但是将没有发生的事情当作事实写在封面上，这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性质的事情了。
一些根本没有从国外引进版权、只是国内作者编译的图书，却在宣传语上大打擦边球，说自己是“风靡全球的著名企业的员工培训宝典”，而且还在书后附上诸如《纽约时报书评》和《哈佛商业评论》之类权威媒体及专家的评论，俨然原版正宗。更恶劣的是，有的书为了将伪书仿得更“真”，甚至采取了伪造版权号的办法。据一些业内人士反映，这种行为的“多发地带”是大众财经类读物。遇到这种情况，读者还真是没辙。
在２０００年底，媒体上有这样一则新闻：“一本叫做《纳米世纪——奇迹、革命与未来世界》的书日前以１５２．６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版权，美国西蒙新经济联合基金购买了该书中文以外的文字版权。据悉，这一价格创造了中国单本出版物版权转让费的新纪录。”之后，另外一条新闻公布说国内某出版社以９０万元买走这本书的中文版权。后来所有这些新闻基本上被证明是作者的自我炒作。前年一本由一个孩子写成的魔幻作品，据称被海外某出版公司以百万人民币的天价买走，也遭受了各方质疑。利用“墙外开花”的新闻来催生墙内的“老树”，图书内容真值得称道也罢，可是当虚假的宣传配上内容平庸低劣的书，这就不能不人指责了。
外研社质量管理部门主任雷航认为，现在很多图书的广告语中充斥着“最”“顶级”“必学”的字眼，甚至承诺在多少天内就可以提高多少分，这是非常不科学的，图书作为精神产品，虚假的宣传无异于对读者的欺骗。外研社在这方面一直都很注重把关，封面、封底的宣传语尽量避免使用上述字眼，也将比较虚浮的内容悉数删除。（王 东）
哪能凭空造？
在近日对“伪书”的一片喊打声中，一种恶劣的出版行径被不断提出：明明是东抄西凑的一本书，却堂而皇之地冠一个外国人的人名，有的甚至还配有个人简介，详细说明该人曾经在国外某知名大学任教、在某跨国公司任职、在某领域有突出成就、出版过某些著作等等。而当读者打电话到某知名大学时，得到的结果却是“查无此人”。
这就是发生在一度风行财经图书市场销量达几十万册的《执行力》上的戏剧性一幕。该书作者保罗·托马斯，被赋予了“哈佛商学院管理学、哲学博士，曾就职于多家跻身于世界５００强的公司，全球知名组织管理顾问、咨询专家”等身份，而美国哈佛商学院的回信则明确表示“无论现在或是过去，我们都没有保罗·托马斯教授这个人”。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市场上就有所谓“劳拉·琼司编著”而事实为国人拼凑的图书，但并未演变到如此“细致而全面”的作者介绍。而这种形式对读者有极大的蒙蔽性，直到２００５年，据说仍有官员向下属和公众推荐阅读《执行力》。毕竟，普通中国人记得几个外国人名？几个人会看到一个不熟悉的外国“大师”而打越洋电话去查询？只要内容尚可，读者又有几个会起疑心？
那么，为什么有人会去凭空制造“外国大师”？业内人士分析，２０００年以来，在一批又一批国外经典财经译作的推动下，举国上下掀起一股财经阅读热潮。一时间，国外各种管理著作涌入国内，以观点新颖、内容务实等特点，受到了读者的大力追捧。这也引起了一些人对外版经管书的盲目崇拜。但随着经典外版书资源减少，经管书版税水涨船高，争抢者又多，拿到优秀的版权资源难度增加。这时，有人“发明”了这种造假方式。这一方面表明个别出版人版权意识淡漠，另一方面表明这些人利欲熏心，丧失了起码的商业道德。
目前，“假”人写书在业内已成人人喊打之态势。但业内人士也有担忧，目前的打“假”方法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媒体曝光，造假者会受到行政处罚，但从法律角度并没有真正的制止措施，这难免会留下“后患”，不能彻底消除这种不良现象。因此，他们还呼吁能从法律角度考虑到对造“假”者的惩罚，给受害的正规出版人和读者权益以更有力的保护。（刘 颖）
劣质辞书：不仅出笑话，还可能出问题
上海的“总面积０．５８平方公里”；将“馒头”解释成“乳房”；将“不破不立”解释为“现多指公安机关受理的刑事案件，能侦破的，就立案，不能侦破的，就不立案”……这样的条目比比皆是，如果你是一位孩子的家长，这样的词典你敢给自己的孩子买吗？如果你是一位教师，这样的词典你敢推荐给自己的学生用吗？
辞书，被看作人类科学、文化和知识的集大成者，是人们学习、工作、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然而，正是因为辞书市场存在这样稳定而且巨大的需求，一些既无实力又无诚信的出版社和个体书商才削尖脑袋混进来。他们通过随意拼凑、抄袭、剽窃等手段推出伪劣辞书，利用虚假宣传、低价格和仿冒名牌辞书书名、封面等手段欺骗消费者。因此，近些年辞书市场在迎来空前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出版数量失控、伪劣辞书数量增加等消极现象。
像文章开头列举的例子，并非捏造，也并非个别，它们都是从王同亿所编辞书里摘选的。屡禁不绝的“王同亿现象”现象，正是伪劣辞书泛滥的一个典型代表。据说，王同亿在１０年左右的时间内，自编、主编的词典已出版了２５本，共计１．７亿字，平均每年１７００万字，每天４９３１５字。王同亿编的辞书还是敢署名的，另外还有许多不敢署名、甚至冒用他人署名的辞书，质量如何更是可想而知了。
人们往往因为对某个生字、生词的发音、释义拿不准才会查阅词典，也就是说读者查阅的内容往往正是自身知识的盲点，因为词典在他们心目中是无比权威的，扮演最终的知识裁定者角色，所以他们才对辞书无比信赖。但如果他们不幸碰上的是一本伪劣辞书，那么轻则可能遭受误导，重则可能被教唆触犯法律、甚至有性命之忧。这么说并非是危言耸听，例如前年被查处的远方出版社的《现代生活实用百科全书》，里面有相当多违反国家法律和基本科学常识的词条，比如 “可用炸药来捕鱼”、“豆科植物的种子极富营养”等等，前者属违法行为；后者犯常识性错误，辞书专家周明鉴指出，“我国虽有豆科植物上万种，却只有少数的种子可以食用”。
有鉴于此，新闻出版总署在２００３年对新疆教育出版社的《多功能学生字典》、印刷工业出版社的《中华辞海》等１９种不合格辞书进行了查处，这些伪劣辞书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随意拼凑、编校差错较多、有抄袭、剽窃现象等。同时，也将２００４年定为图书质量年。但辞书业内人士认为，遭查处的辞书还仅仅只是冰山的一角，除了寄希望于主管部门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外，读者自己也需要掌握一些辞书选购的常识。（丁 丁）
某家长曾经为即将中考的孩子买了一套教辅书，准备在假期突击复习，在帮助孩子做题的过程中，她发现书中的答案居然有很多错误，对于自己熟悉的语文还好，可是遇到那些英语、数学题目中的错误答案，她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而这给自己辅导孩子功课带来了很大麻烦。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宁欣，将目前教辅书中的答案错误归为如下几类：第一类是题号错位，答案对不上；第二类是答案位置调换，张冠李戴；第三类是数学、物理等教辅书中答案的计算错误；第四类是理科教辅书中的符号乱用，大小写、正斜体不分。北师大社在给自己的教辅类图书把关的时候，采取的是编辑校对加请高校学生验算的办法来尽量杜绝这些错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负责图书编校质量的阮光页副社长也认为，中小学生是将教辅书作为答案、标准、规范来用的，是他们学习的参考，可是有的买卖书号行为的出版社，却将质量检查工作拱手让人，在进行质检的时候一目十行，从而给这些错误流毒于市场打开了缺口。据介绍，该社一般都使用专业的编辑来做对口的教材、教辅书，并通过三审和付印之前的质检工作来尽量杜绝该类图书中的错误。
在这个方面很多出版社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图书质量控制这个环节上，对于占社内图书品种一半以上的教材、教辅、大众读物、争取获奖的重点书，进行全书质量检查，每年的花费是２０万元；龙门书局的每一本教辅书都要请在校大学生进行验算和检查，由于该社出版社品种数量大，一年这方面的开支达到上百万元；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每本助学读物出版之前，都要先印刷一批送到当地中小学校，让老师和学生通过使用来检查图书内容的适用度，其花费也以百万计。（王 东）
封面：像你还不够多
虽说色彩和图形设计的元素人人可用，因为就像自然界的空气和水，作为公共资源，每个人都拥有自由使用的权利。时下每年新书要以十几万计，新书封面的装帧设计的雷同似乎在所难免，但是一些对畅销书的惟妙惟肖的模仿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同样的颜色，同样的字体，同样的布局，同样的宣传口吻，连书脊的色块和字体都高度相似。最先的原创者与后来的跟进者之间，也会形成某种对立。跟进者把握什么样的尺度，以便在分享利益和市场份额的同时又不违背职业道德和出版者的良心，这样的思考，或许会时不时涌上出版人的心扉。
畅销书经典封面的原创者以及后来的跟风者，常常会在市场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潮流。最近几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引领畅销书潮流的《谁动了我的奶酪》的一大串后续跟进者们，开本都是小３２开，一水儿的硬皮精装，色彩就是浅黄色的左右变种，字体也几乎都用了同一种，连许多跟风书的书名，也就是拿“谁动了我的奶酪”这几个字做排列组合游戏。这些形式特征同质的图书源源不断出现在市场上，掀起了奶酪图书风潮。市场自有市场的法则，大浪淘沙过后，最后还留在排行榜上的，还是最先出现的那一本。以形乱真的战术的力量毕尽有限。
去年最畅销的经管类图书是《水煮三国》，一时间，浅黄色的封面配上几个漫画风格的三国人物的封面纷涌而出，《水淘三国》《烧烤三国》迅速加入此封面的同一阵营。在之前还有一本《细节决定成败》很畅销，于是，又有了以之为代表的红白对比系列封面，如《关系决定成败》和《细节左右成败》等。
《从优秀到卓越》的红黑两色强烈对比的封面，也被广泛用在了关于企业如何变得优秀、如何走上卓越之路的书上，每一版《新华字典》的封面，都会被无数的字典类工具书所模仿，以黑色为底色配上鲜亮小图案的“无敌英语”的封面也被各种各样的“无敌”书所套用，《穷爸爸·富爸爸》系列的紫色封面上加上手写体书名，成了许多理财类图书的最佳蓝本。去年出现的《水煮三国》的浅咖啡底色和漫画人物封面，被以重新演绎水浒、三国的众多经管类图书跟进。青春小说中的《幻城》，富有梦幻色彩的蓝色封面为许多号称有神秘色彩的青春小说所模仿。
封面设计的刻意模仿者妙招百出，有了现成的书名，干脆套用，在后面加上一二三，或者副标题，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使用别人原来的创意。也有在书名前加个修饰语之类的，快速套用封面设计的套路大概也不下于３６计。（陈 旷）
虚假推荐人
有一家出版公司的总经理曾经从好朋友那里接到一本样书，他随意翻了翻，在电话里说了几句客气话，没想到隔了几天之后，这本书正式出版的时候，他的话就被当作推荐语给印在了书上。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北京某知名记者的身上，他在电话里跟一本书的编辑随便说过的几句话，同样成为这本书封面上隆重的“推荐语”。这种事情让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们即使随便说话，也都小心翼翼的——毕竟随便闲聊当不得真，可是一旦成了白纸黑字，那就很难说得清楚了。
北京读书人公司陈非总经理认为，在财经类、励志类图书中，虚假推荐人的现象是很多的。看看一些书封底的推荐语，有的驴头不对马嘴，有的推荐语甚至是死了好多年的人“写”的，这样的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可是有很多造伪书的人可以把自己的推荐语编得滴水不漏，特意去查又无从证实，给读者辨别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读者已经不根据推荐人来选择图书了。
在大众读物中的虚假推荐人比较少，但也不是没有。有的书并不明说谁是推荐人，虚晃一枪，比如将自己的书说成是“网络四大才女强力推荐”，或者“北美、港台华语文学网站知名版主联名推荐”听起来确实很炫，但至于这些推荐人究竟是谁，您就猜去吧。（王 东）
假冒权威部门认定
如今考试门类众多，考试图书更是版本繁多，为了能够让自己的书在众多版本中醒目一些，有的出版者不惜将自己的书说成是国家或者考试部门的“指定教材”“指定用书”。笔者在某家考试书店里转一圈，就发现供公务员考试之用的辅导书，就有不下６个版本声称自己是“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专用教材”或者“指定用书”。
有的教辅书在封面上标明是“上百所重点中学使用教材”，而明眼人只要翻开书的封面，就不难发现其印制的粗劣和比比皆是的错误，真不知道如果名校学生都使用这种教辅书的话，名校的名头能够维持到几时。
此外，在英语学习用书市场上，读者还常常会看到“剑桥少儿英语”考试的“指定教材”，或者“唯一权威版本”，这也是一种假冒的权威认定。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相关编辑介绍，“剑桥少儿英语”等级考试是中国考试院从剑桥大学引进的一个英语水平测试，在引进考试的同时，并没有引进专门的教材或者考试辅导书，制定考试的剑桥大学也并没有指定哪一种教材是官方版本。现在市场上和这个考试相关的教材、辅导书，基本上都是中国的作者根据该考试的词汇量、语法范围、考察重点等要求编写的，因此并不存在一种比另外一种权威的问题。（王 东）
考试书虚打“大纲”牌
２００２年北京夏，几桩考生状告考试辅导书出版社的案子惊动业界。徐州两名在２００２年国家司法考试中落败的考生，将北京一家出版社告上公堂。因一分之差与ＭＢＡ失之交臂的广东考生赵亚翔也状告《２００２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应试教程——数学ＭＢＡ联考分册》的出版社。二者的共同原因都是，原告认为被告出版的考试辅导书表明是按照当年的新考试大纲进行编写或者修订，但是根本没有严格依据该大纲编写，其所述内容与大纲要求及知识体系不符。
考生对因认为考试辅导书涉嫌欺诈而不惜耗时费力地使用起法律手段，反映了考生对考试辅导书的质量有着更高的要求。事实上，每到考试大纲变更时，能抢到第一时间出版的辅导书往往可以占据一定市场先机。对考生来说，早一天复习，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但个别出版者为了赶“早市”，有的只是匆忙中修订印刷，甚至有利欲熏心者将前一年未销售完的辅导书换个封面，俨然成为“第一本严格依据考试大纲等资料编写的权威复习用书”。这样的辅导书历年来在研究生入学等各种类别的考试中都有出现。在关于考试的论坛中，不时可以看到“封杀”、“痛斥”某书的帖子。可想而知，一分决定生死的考试中，虚假更新的考试书对考生意味着什么！
但是，以上两起状告考试辅导书的案子都以原告败诉而告终。在赵亚翔一案的审判中，法院认为被告出版社在尚不了解２００２年全国ＭＢＡ考试数学考试大纲的情况下，在其出版、发行的《２００２年联考数学分册》一书封面上加印“２００２工商管理硕士联考大纲辅导教材”字样，做法欠妥。但仅凭封面字样及前言承诺等内容，都无法合理推断出出版方已做出该书仅仅针对考试大纲内容且针对考试大纲所有的内容进行解说。因此对原告提出的存在欺诈行为的观点并没有确认。
有观点认为，考生不应该将通过考试的努力仅仅寄托在考试辅导书上，而应该将考试作为提高自己的真实水平和知识积淀的一个激励方式。但无论如何，考试辅导书不弄虚不作假，及时全面根据考生需求进行修订更新，不仅是对考生负责，更是对自己的品牌名誉负责。（刘 颖）
假专家、假名师
教育类图书用以吸引读者购买的另外一个招数，就是打“名师”“专家”的牌子。这方面的滥觞可以说是早年间的“海淀名师”高考复习题，图书市场上成百上千个品种都以海淀名师主编的名头吸引人，让最老实的读者也不禁怀疑这些名师是否有分身术，一年之内居然可以编写这么多的复习资料。“海淀”之后，“黄冈名师”“启东名师”也大行其道，加上多年不衰的“人大附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师大附中”“复旦附中”“四中”等等名师的头衔，教辅书中的真假名师仿佛《西游记》中的真假美猴王，都让人无从分辨。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阮光页副社长认为，现在教辅书市场上虚假夸大的炒做太厉害，随便出一本书就动辄是某某名校、某某名师主编，厉害的甚至有什么北大、清华等名校联手、教授领衔、名师加盟，俨然武林高手大聚会。实际上其中的大多数都是书商找枪手完成的，有的甚至在名校、名师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用人家的名头，混在浩如烟海的复习参考资料之中，颇有浑水摸鱼的嫌疑。
在教育、学习类图书中还有另外一种性质恶劣的“假” 象，那就是辞书中的假专家。辞书不同于一般图书，读者将其作为正确与否的最终参照，可以说对辞书的编写方是寄予了莫大信任的。一般来说，即使是顶级语言学专家，作一本稍微有些规模的辞书，所耗费的时间最少也需以几年计，可是就有个别“辞书编写专家”，一身同时兼多本辞书的主编工作，一年下来，洋洋洒洒十几本、几十本词典的“产量”，其成品的质量是否过硬不言自明。（王 东）
辅导书早产
春节刚过，准备开学的学生们涌入书店，寻找合适的教辅书，这个时候，他们会看到很多书的封面上都写着“配全品种新课标教材”，或者“按照人教社、北师大社、江苏教育出版社新课标教材编写”，顶顶不济的也会注明“按照新课程标准编写”。但是最让人困惑的是一些刚刚出版的高中新课标教材，出版社这边刚推出，那边已经有教辅书堂而皇之地说是按照这套教材编写的。那么这些“早产”辅导书何以出版得这样神速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负责教辅图书出版工作的相关编辑介绍说，很多市场上的该类同步教辅一般是某些文化公司根据新教材的第一遍校样编写的，而出版社在其后的流程中往往会对书稿进行内容上的调整，而成书不仅在细节上会与第一遍校样不同，而且大目录上的个别篇目顺序还会有所调整，其结果就是市场上的那些所谓的“同步”教辅与出版社的新教材并不完全同步的现象。大多数“早产”教辅能够照顾到教材的大目录就已经很不简单了，至于细节问题则很少考虑到。该社在做本社教材的配套同步教辅时，一般都要等最终校样出来之后才能做，而且要经过非常细致的编辑校对程序，而等他们的书出版之后，图书市场早已经被大量的“早产”教辅书充斥了。（王 东）
挂名主编：盛名之下，徒有其表
想当年，一知名女演员撂下三句话，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那就是“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名女人那是难上加难啊”。原话是否如此已经无法考证，但此女一边喊着为名所累，一边风风光光地演出不少或虚构或真实的“闹剧”，腰包赚了个溜圆，看得我们这些脸呈菜色、腰似拂柳的小记小编们直流口水，真不禁令人感叹这世道，名气也是硬币的两面啊！
套用到出版界，“名气”的能量可不能小看喽，如果封面署上某某名家、专家主编，这书的档次、品位立马就上去了，还愁不好销吗？
记者问过诸多出版界前辈，他们都表示关于出版社外聘主编的职责、义务等，目前并没有明文规定，但既然自己的名字被列为主编，至少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与编委们确定全书的基本框架、作者队伍、篇幅多少、整体编写思路等，提出可行性方案；二是至少审读部分样稿，提出修改意见；三是全部样稿的最后把关。做到这些，这些权威、社会知名人士、学科带头人等署名主编才应该算是实至名归。
可既然名气这事是硬币的两面，用的好了，就是社会、经济效益双收，用得不好了——比如挂名主编只有主编之名，而无主编之实，那就该列入被打击的假书、伪书范畴了。而这种挂虚名的主编也该分成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名家、专家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出版者挂上主编的名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学教授告诉记者，作为学科带头人之一，他曾经在坊间发现过主编署着自己名字的图书，但是他从未与该出版社有过联系，而书中的部分内容也是抄袭自己以前的著述，他正想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这一问题。
如果说第一种情况是更笨拙、更恶劣的做法，那么挂名主编的以下两种情况则更为隐蔽和普遍，其危害也更大：
其一，出版者与被署名者心照不宣，前者要的是后者的名，后者要的是前者的钱。拿到所谓的“审阅费”后，挂名主编却对图书的内容一概不管。在中国版协常务副秘书长、原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副司长潘国彦看来，这就是纯粹的“空头主编”，是属于欺世盗名的做法。
其二，出版者在未与专家、学者、名家等联系的情况下直接将聘书发给他们，告知其已经成为某某图书或丛书的主编，从此再无下文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吉林摄影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９月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丛书》在封面、扉页、版权页直至广告、包装上多处标明著名学者季羡林主编，季羡林就挂名主编的经过作了说明。他说，该书策划人曾多次通过季的助手要出季的作品集，又提出请季任这套丛书的主编，在此过程中，出版社从未与其有过联系，他也未过问出版事宜，直到听说有作者状告出版社，他才知道丛书已经出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汪平曾被挂名为中国统计出版社《最新无形资产评估方法、技巧、参数与案例》一书的编委会主任的头衔，他说他只收了２０００元的审阅费，除了目录，书的内容根本就没看过，最终这本书因为克隆了蔡吉祥所著《无形资产学》一书中８０％的内容而被其告上法庭，汪平也稀里糊涂地成为被告之一。
就在行将结束此文之时，记者在网上发现这么一条信息：“有需要挂名出书的请注意，本人是国家级出版社责任编辑，现有一部教育教学著作将要出版 正式书号，有需要挂名出书的可以满足要求。讲究信誉，签订出版合同，开具正规发票；保证质量，运作周期短，满足您对时间和质量的要求。请联系×××＠１２６．ｃｏｍ。”触目惊心之余，深感净化出版环境任务之艰巨。（陈刚）
假冒出版社名出书行骗
去年６月１６日，震惊出版界的“９·２６”非法出版物案在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因涉案数额巨大，涉及单位多，被全国“扫黄”办列为５大挂牌案件之首。该案被告人钟山所犯罪行，除大量盗印中小学教材、教辅图书外，还假冒中国青年出版社、科学普及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的名义，非法出版、发行中小学教辅图书。据查，钟山从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００２年７月，假冒出版社名义发行非法出版物共计１００多万册，码洋８００余万元。
同年７月，“９·２６”非法出版物案刚刚尘埃落定之时，书市上一本署名为“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生活：克林顿回忆录》悄然出现，该书装帧风格与译林社希拉里自传《亲历历史》相似。但译林社社长章祖德很快出面澄清，这是一本假冒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图书，真面目实际是一本不折不扣拼凑而成的非法出版物。书中前面三分之一的内容从《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中摘编而成，而后面三分之二的文字则与原著完全无关。更荒谬的是，“作者的话”中竟也用了希拉里的原话。
据三辰卡通公司２００３年公布的一项资料表明，该公司被盗版的蓝猫ＶＣＤ遍布全国２１个省市，假冒署名的出版社竟然有１６家之多。而假冒、盗用内蒙古人民、远方和内蒙古文化三家出版社名义出版的《刘墉作品集》等非法出版物也达１０余种之多。据记者了解，许多出版社都有社名被冒用的经历，尤其是内蒙古、青海、新疆等边远省份出版社社名被冒用的更加普遍。
这些冒用出版社社名出版的图书，基本上处于地下流通状态，只要读者提高警惕，不贪小便宜，选择正规的书店或渠道购书，基本上不会出现问题。
假冒出版社名不仅仅出现在出版物上，最近还出现了冒出版社之名行骗的。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室主任孙顺林说，前不久有读者反映，称自己收到一封信，信中称他的一篇作品获了奖，将同其它获奖的作品一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信中让该读者支付一定的出书费用。孙顺林告诉记者，人文社根本没有听说过这家机构，更没有跟该机构机构签定任何所谓的合同，目前人文社已经将此事向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汇报，并提请读者谨防上当受骗。（丁 丁）
劣质油墨纸张伤害儿童
少儿类图书画多文少，多采用四色彩印，色彩鲜艳。但鲜艳的色彩也意味着使用更多的印刷油墨。众所周知，油墨中常使用乙醇、异丙醇、丁醇、丙醇、丁酮、醋酸乙酯、醋酸丁酯、甲苯、二甲苯等有机溶剂。虽然这些有机溶剂干燥后绝大部分都会消除，但是残留部分仍会对人体造成一些危害，特别是那些上墨面积较大、墨层较厚的印刷品。
大多数出版社和印刷企业都会注意防止油墨污染，在油墨的选择、印刷工艺上有较严格的把关，生产出来的图书对孩子的健康当然不会造成影响。但是，也有少数的出版单位，为了压低印制成本，而选择了一些小型地下印刷厂印刷图书，这些小厂使用的油墨往往是劣质的有毒油墨，用这样的油墨印制图书尤其是给婴幼儿看的低幼图书，将会对孩子的身体造成伤害。尤其是盗版书籍，所使用的油墨更是没有质量保障。
有的出版社为了追求图书封面美观，在卖场里能吸引读者，而使用上光工艺。上光可增加印品表面的光泽度、光洁度和挺度。但是，油性上光材料使用的稀释剂主要是甲苯，而甲苯是有毒的挥发性物质，人体吸入一定量的甲苯会导致呼吸系统和血液系统发生病变，因此，油性上光工艺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对儿童书籍等更不宜使用。
专家提醒读者选择图书尤其是童书时，印刷质量差、油墨味刺鼻的最好不要买。否则，孩子由于自制能力差，在看书时有时脸部离书非常近，翻看时有害物质容易被吸入体内，对健康非常不利。另外，一些孩子喜欢一边看书一边吃东西，甚至用书垫放食物，这样也很容易把油墨中的污染物吃进去。
除了劣质油墨可能对孩子健康造成影响外，劣质纸张或者不合适的纸张也可能对儿童造成伤害。一些手工类的童书往往使用的是厚纸或版纸，有些劣质的厚纸或版纸是用废旧回收纸及下脚料等廉价材料生产的，这种纸有粪便或肠道病细菌污染。另外，像低幼类图书对纸张还有特殊要求，不仅要卫生环保，还对韧性、柔韧度也有很高的要求，以免被孩子不小心撕破吞进肚里。有的比较硬的纸张，还需将书的四个角切成圆形，以免划伤皮肤。（丁 丁）
冒名名家：树怕招风，人怕出名？
冒名之风，在图书出版中，除表现为主编挂名、假冒专家等情况之外，最被人诟病的当属冒名名家出书，此类案例顺手就能拈来。
前有女王朔《不想上床》引来真王朔“粉丝”（ｆａｎｓ）们的一片骂声，湖南王跃文状告河北王跃文侵犯其著作权、署名权；后有中国社科院知名学者周国平发表声明，在年初北京订货会上两种署名周国平的新书——《纯粹的智慧》（中国电影出版社）、《读禅有感悟》（金城出版社）非其所著；而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作家海岩签下第九部长篇小说的合
墨迹未干之际，在北京城铁的部分书摊已惊现冒名海岩的《逃离罪爱》、《一米阳光》、《野风》等伪作。
“李鬼”的“罪恶黑手”不仅仅使得国内知名作家防不胜防，海外及国外名家也成了此类伪书制造者的觊觎对象。
北京时代新经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一份版权声明声称在广东出现的一本据称是韩国作家金河仁所写、××××出版社出版的《木莲花开了》的小说，已经确定是假冒作者名义创作的伪书。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内页中还堂而皇之地刊登了“盗版举报电话”，声称发现盗版必有奖励！
所有种种无不是搭乘名人便车的畸形出版现象，还真应了“树大招风”这句成语。
可人家说了，我就是姓王名朔、姓周名国平，有身份证和户口本为证，只准你著书，不许我立说啊？一时半会你还真拿他没辙，《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八项所规定的“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仅指未经他人许可临摹、复制其作品，仍署原名进行销售，试图以假充真牟取非法利益的特殊的著作权侵权行为，还真没有那项法律条文能界定重名出书是违法行为。不过，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书的卖点就是作者的这个名字。
名字相同，如果再从内容、文风、装帧设计、宣传广告等进一步摹仿名人、误导读者的话，那只能说是混淆视听、投机取巧，被侵权者理应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２００４年年底，台湾漫画作家畿米在上海打赢了一场侵权官司。因冒用畿米之名出版《开心辞典》和《亲子银行》的华龄出版社，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立即停止两书的出版、发行，在《新民晚报》上赔礼道歉，并赔偿人民币６万元。在此同时，名家们可能也在心里嘀咕了：“真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啊！”（陈 刚）
“傍”名牌瞒天过海大戏联台
现在没人敢买“华伦天奴”的服装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太多看起来像“华伦天奴”、实际上又不是“华伦天奴”的专卖店在鱼目混珠。要说起学以致用，中国出版业中的不少“人精”倒是把这一招学得惟妙惟肖。你不是叫《执行》吗？那好，我就叫《执行力》，同样冠上哈佛商学院的某某教授所著，这样一傍上名牌就能胡弄不少读者掏腰包。仔细数数，当下带有“执行”字样的外版书大约有十几个品种。按说，出版正宗《执行》的机械工业社还应该感谢这些傍大款者，没有他们的“不耻上傍”，“执行”能这么有名？能成名牌吗？
不仅是“执行”被傍来傍去，像“卡耐基”“没有任何借口” “沃尔玛”“辞海”“大百科” “海淀”“无敌”“黄冈”等等品牌也都被牢牢傍上，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像《人性弱点》《没有任何借口》《赢在人性》这几本书的出版商就吃定了卡耐基，使足了劲儿往上贴，从里到外都大肆宣扬该书是卡老先生所著，还把卡耐基迷人的笑容印在封面或封底。不过把书翻了几遍也看不见原著的版权信息。这样“无私”地为卡耐基扬名立腕，书业“雷锋”啊！与原版《没有任何借口》同名的《没有任何借口》，则完全来了一个颠覆版，除了内容与原版完全相反，其它都类似。更厉害的是，这本“中国造”还抢在真“借口”之前抢先出版，据说卖了２００万册，而原版由中国社科社引进出版后才卖了几万册。估计不少读者还以为后面那本是跟风的呢。中信社的《沃尔玛王朝》一出来，某科技社也照猫画虎了一本《沃尔玛王朝》，不过完全做成了教科书式的，傍得还挺道貌岸然。而“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十万个为什么”“大百科”“黄冈”“海淀”“启东”“无敌”等等这类名牌则早就被傍得不计其数了。各种同名词典让真正的名牌词典哭笑不得，其它书仔细翻翻还能看出来，词典的辨别就不那么简单了。有些词典采用混淆视听的办法，举个例子，你不是叫《现代汉语字典》吗，那我就在书名前加上个几乎看不见的“新世纪”，封面也设计成“双胞胎”，眼神不好还真是看不出来差别。还有大量的同名词典，据某业内人士透露，某出版社２００３年一年出了４本《现代汉语辞海》，还有一家出版社当年内也出了５种。举个例子现在叫《现代汉语辞海》的至少已有１２种，其它的《××辞海》更是不胜枚举。更有意思的是，《中华辞海》和《新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内容竟然完全一样，一本书傍了两个大牌，确实很有创意。“无敌”系列教辅当年由海豚社出版以后，同样也引出了不少封面设计、书名都差不多的系列“无敌”。记者粗略统计一下，大约有四五家社出版了“无敌”系列，每个系列动辄十几本，放在一起实是壮观。“魔法英语”系列也难逃厄运，现在“魔法阅读”“魔法数学”“魔法作文”等等一套套的出，商标也大致模样相同只是略有差别！而“海淀”“黄冈”“启东”这些教辅名牌则被傍得铺天盖地，据说，现在这些假教辅名牌的品种比真的要多多了。
记者采访了几位傍“名牌”的图书编辑，但他们对此的解释多是“市场和推广的需要”。虽然这种回答也没什么破绽，但从尊重读者尊重原有品牌的角度来讲，是不是有点投机取巧之嫌呢？（周 周）
先用数字把你砸晕喽，然后……
现代人做图书宣传就是不一样，敢想敢说敢干。就拿印在图书封面上的销售数字来说吧，上面究竟有多少个“０”还真得数一阵子。看来，一些出版者是想拿这些“０”把读者先砸晕，然后再让你晕乎乎地掏钱，然后他就不管了。
《人性弱点全集》一书的封面有这样的字样：“卡耐基著”、“全球销量超过５０００万册”、“继《圣经》之后的第二大畅销书”。但据记者了解，卡耐基根本就没有写过这本书，这本书怎么就能全球销售了呢？还５０００万册？
《决不找借口》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书中夹着的一张书签写道：“上市１月即突破５０，０００大关”。但该书版权页的印数写的是１００００册，而记者通过采访了解知道该书并未重印。那么，印１万册卖５万册，这是什么逻辑？
《最伟大的管理思想》一书好像更离谱一些，该书２００３年２月在中国出版了全球第一个版本，但封面勒口上却写着“自２００２年４月在美国出版以来，销售量已经突破了５００万册”，看来是美国人把咱们没出版的书给盗了，作者干嘛不起诉美国出版商﹖
还有一本《拒绝借口》，单不说该书作者一个中国人起了个“奥里森”这样的外国名，就说该书首次出版就成了“通用电器等８０余家跨国公司用以激励、培训员工的书”“美国海、陆、空三军指定用书”，确实“非常可乐”啊！
《态度决定一切》的封面上写着“全球累计销量超过１亿册”，可是该书几处出现的作者全名都各个不同，怎么能对这么一个大作者如此疏忽？摆明是不想让人摸清他的底细嘛！
《有效执行》封面上印着“２００３年亚马逊商业图书排行第一名”，但在亚马逊网站上却找不到与该书提供的英文书名相同的书，把状元给漏了，亚马逊网站该关了！
《改变千万人生的一堂课》是目前记者看到的最敢说的了，“全球销量１０亿册”，１０亿，这是什么概念？除了买不起的、不认字的、语言不通的、年龄较小看不懂的……等等没条件看这本书的人，剩下的人统统都要看，而且可能还得加上外星人来凑数！
其实做这些书的出版社也挺让人同情的，不就是想搞个噱头争夺眼球么？不过，姑且抛开国家有关于“虚假广告”的相关法律，单说“编造”这门艺术，你也得做得稍微滴水不漏一些吧？净弄些一点根据也没有的、一看就有漏洞的，难道就忘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名言！因此，这里对那些虽然印上了虚假销量但还不那么离谱的图书予以表扬，这样的才不会被轻易揭穿，这才叫“道行”呢！（周 周）
虚假宣传
所谓“虚假宣传”，其形迹不一而足，比如伪造所谓哈佛等外国著名学府的教授或者外国畅销书作家，伪造国际知名媒体、人物的评论，伪造国外图书畅销信息等等。
在《哈佛女孩刘亦婷》热销之后，一度带动了大批冠以“哈佛经典”之名的家庭教育图书的出版，事后这些书很多被证明是中国作者依据一两篇外国专家的文章自行编写的。有的图书在封面上标注：“在美国／英国／日本ＸＸ排行榜上年度冠军图书”。懂外文的作者其实只要找到国外杂志、网站上的这类排行榜，就很有可能发现这种“年度冠军”纯属子虚乌有。
在教育类图书中，还有一种情况是不实的宣传语。
笔者曾经在市面上看到一套大众财经类图书，十几本上都标明是“有史以来全球最畅销图书排行榜第Ｘ名”，不仅是“中国最佳励志畅销书之一”，而且还是亚马逊网站的超级畅销书，等等。我们不否认对自己出版的书有信心乃至野心都不能算什么问题，但是将没有发生的事情当作事实写在封面上，这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性质的事情了。
一些根本没有从国外引进版权、只是国内作者编译的图书，却在宣传语上大打擦边球，说自己是“风靡全球的著名企业的员工培训宝典”，而且还在书后附上诸如《纽约时报书评》和《哈佛商业评论》之类权威媒体及专家的评论，俨然原版正宗。更恶劣的是，有的书为了将伪书仿得更“真”，甚至采取了伪造版权号的办法。据一些业内人士反映，这种行为的“多发地带”是大众财经类读物。遇到这种情况，读者还真是没辙。
在２０００年底，媒体上有这样一则新闻：“一本叫做《纳米世纪——奇迹、革命与未来世界》的书日前以１５２．６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版权，美国西蒙新经济联合基金购买了该书中文以外的文字版权。据悉，这一价格创造了中国单本出版物版权转让费的新纪录。”之后，另外一条新闻公布说国内某出版社以９０万元买走这本书的中文版权。后来所有这些新闻基本上被证明是作者的自我炒作。前年一本由一个孩子写成的魔幻作品，据称被海外某出版公司以百万人民币的天价买走，也遭受了各方质疑。利用“墙外开花”的新闻来催生墙内的“老树”，图书内容真值得称道也罢，可是当虚假的宣传配上内容平庸低劣的书，这就不能不人指责了。
外研社质量管理部门主任雷航认为，现在很多图书的广告语中充斥着“最”“顶级”“必学”的字眼，甚至承诺在多少天内就可以提高多少分，这是非常不科学的，图书作为精神产品，虚假的宣传无异于对读者的欺骗。外研社在这方面一直都很注重把关，封面、封底的宣传语尽量避免使用上述字眼，也将比较虚浮的内容悉数删除。（王 东）
哪能凭空造？
在近日对“伪书”的一片喊打声中，一种恶劣的出版行径被不断提出：明明是东抄西凑的一本书，却堂而皇之地冠一个外国人的人名，有的甚至还配有个人简介，详细说明该人曾经在国外某知名大学任教、在某跨国公司任职、在某领域有突出成就、出版过某些著作等等。而当读者打电话到某知名大学时，得到的结果却是“查无此人”。
这就是发生在一度风行财经图书市场销量达几十万册的《执行力》上的戏剧性一幕。该书作者保罗·托马斯，被赋予了“哈佛商学院管理学、哲学博士，曾就职于多家跻身于世界５００强的公司，全球知名组织管理顾问、咨询专家”等身份，而美国哈佛商学院的回信则明确表示“无论现在或是过去，我们都没有保罗·托马斯教授这个人”。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市场上就有所谓“劳拉·琼司编著”而事实为国人拼凑的图书，但并未演变到如此“细致而全面”的作者介绍。而这种形式对读者有极大的蒙蔽性，直到２００５年，据说仍有官员向下属和公众推荐阅读《执行力》。毕竟，普通中国人记得几个外国人名？几个人会看到一个不熟悉的外国“大师”而打越洋电话去查询？只要内容尚可，读者又有几个会起疑心？
那么，为什么有人会去凭空制造“外国大师”？业内人士分析，２０００年以来，在一批又一批国外经典财经译作的推动下，举国上下掀起一股财经阅读热潮。一时间，国外各种管理著作涌入国内，以观点新颖、内容务实等特点，受到了读者的大力追捧。这也引起了一些人对外版经管书的盲目崇拜。但随着经典外版书资源减少，经管书版税水涨船高，争抢者又多，拿到优秀的版权资源难度增加。这时，有人“发明”了这种造假方式。这一方面表明个别出版人版权意识淡漠，另一方面表明这些人利欲熏心，丧失了起码的商业道德。
目前，“假”人写书在业内已成人人喊打之态势。但业内人士也有担忧，目前的打“假”方法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媒体曝光，造假者会受到行政处罚，但从法律角度并没有真正的制止措施，这难免会留下“后患”，不能彻底消除这种不良现象。因此，他们还呼吁能从法律角度考虑到对造“假”者的惩罚，给受害的正规出版人和读者权益以更有力的保护。（刘 颖）
劣质辞书：不仅出笑话，还可能出问题
上海的“总面积０．５８平方公里”；将“馒头”解释成“乳房”；将“不破不立”解释为“现多指公安机关受理的刑事案件，能侦破的，就立案，不能侦破的，就不立案”……这样的条目比比皆是，如果你是一位孩子的家长，这样的词典你敢给自己的孩子买吗？如果你是一位教师，这样的词典你敢推荐给自己的学生用吗？
辞书，被看作人类科学、文化和知识的集大成者，是人们学习、工作、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然而，正是因为辞书市场存在这样稳定而且巨大的需求，一些既无实力又无诚信的出版社和个体书商才削尖脑袋混进来。他们通过随意拼凑、抄袭、剽窃等手段推出伪劣辞书，利用虚假宣传、低价格和仿冒名牌辞书书名、封面等手段欺骗消费者。因此，近些年辞书市场在迎来空前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出版数量失控、伪劣辞书数量增加等消极现象。
像文章开头列举的例子，并非捏造，也并非个别，它们都是从王同亿所编辞书里摘选的。屡禁不绝的“王同亿现象”现象，正是伪劣辞书泛滥的一个典型代表。据说，王同亿在１０年左右的时间内，自编、主编的词典已出版了２５本，共计１．７亿字，平均每年１７００万字，每天４９３１５字。王同亿编的辞书还是敢署名的，另外还有许多不敢署名、甚至冒用他人署名的辞书，质量如何更是可想而知了。
人们往往因为对某个生字、生词的发音、释义拿不准才会查阅词典，也就是说读者查阅的内容往往正是自身知识的盲点，因为词典在他们心目中是无比权威的，扮演最终的知识裁定者角色，所以他们才对辞书无比信赖。但如果他们不幸碰上的是一本伪劣辞书，那么轻则可能遭受误导，重则可能被教唆触犯法律、甚至有性命之忧。这么说并非是危言耸听，例如前年被查处的远方出版社的《现代生活实用百科全书》，里面有相当多违反国家法律和基本科学常识的词条，比如 “可用炸药来捕鱼”、“豆科植物的种子极富营养”等等，前者属违法行为；后者犯常识性错误，辞书专家周明鉴指出，“我国虽有豆科植物上万种，却只有少数的种子可以食用”。
有鉴于此，新闻出版总署在２００３年对新疆教育出版社的《多功能学生字典》、印刷工业出版社的《中华辞海》等１９种不合格辞书进行了查处，这些伪劣辞书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随意拼凑、编校差错较多、有抄袭、剽窃现象等。同时，也将２００４年定为图书质量年。但辞书业内人士认为，遭查处的辞书还仅仅只是冰山的一角，除了寄希望于主管部门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外，读者自己也需要掌握一些辞书选购的常识。（丁 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