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５年的“３·１５”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在书业必将成为一场针对伪书的战役。

　　往年，出版业界对图书的质检重点多集中于内容差错率、盗版、售后服务等主题；而从去年底开始，媒体对“伪书”现象进行的连续报道已经促使出版业界掀起一场由上至下的反“伪”风暴。

　　１月１９日，北京锡恩管理咨询公司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一场名为“２００４年度西方管理类假书风云榜”的发布会，公布了国内销售的近百种假冒引进版的财经书，包括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的《执行力》等。春节长假刚过，中宣部出版局、新闻出版总署等单位就召开“坚决制止虚假图书，营造诚信出版环境”的座谈会，有关部门领导及近３０家出版社代表出席会议，并起草了《制止虚假图书，提倡诚实守信，多出精品的倡议书》。这次会议后，各出版社普遍自查社内图书，重点在引进版的经管励志书。据了解，目前已有个别出版社低调向书店发出通知，将“伪书”下架。而一些策划引进版图书的知名策划机构也在酝酿结成诚信出版联盟，并号召下游书店尽快将各种伪书下架。

　　“伪书”之害猛于虎

　　伪书伤害行业诚信。“相比盗版，由于伪书是正式出版社出版的正版图书，读者不容易识别，因而对出版行业的诚信度伤害更大。”电子工业出版社世纪波公司总经理傅豫波说。新闻出版总署版权司副司长许超认为：“出版界是整个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重要的参与力量，如果出版界不守诚信，将会对整个社会诚信体系造成严重的损害。”

　　一位在读ＭＢＡ讲述到自己购买伪书后的感觉，首先是惊讶：正规的出版社、正规的书店里居然有假冒图书，而且“荣”登在排行榜前列；而后是不可思议：出版者居然用如此低劣的手法复制生产“精神产品”，让大师、专家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无存；最后还有愤怒和担心，如果读者未加甄别而接受伪书中冒名作者的见解和思想，不就成了一种精神损害吗？

　　伪书破坏读者的阅读兴趣，污染图书产业生存的土壤。关于伪书的流行已经成为某种“黑色幽默”。如某单位有晨读的规矩，员工们阅读经管图书时经常发现某些篇章似曾相识，个别甚至完全相同。在“伪书”盛行的书市，读者无所适从，购买行为更加谨慎，甚至缩小购买量。近年来，经管图书的单品种销量呈现递减趋势，也与读者的这种“谨慎”有一定关系。

　　有业内人士认为，“攒书”之风在出版业里由来已久，早几年的计算机类图书中很多由工作室七拼八凑而成，但技术万变不离其宗，且读者覆盖面小，并没有引起普遍重视。如今这股风气在经管励志书市场愈演愈烈，甚至有向一般图书扩散的趋势。某出版社的编辑就说过，做图书的人惯以排行榜作为判断市场的重要依据之一，而２００３年以来的非文学榜充斥“伪书”，让人看不懂。在畸形市场诱惑之下，“落水”的人不在少数。规矩的做书人不禁疾呼，“这么做出版，文化产业的文化何在”？

　　伪书盛行伤害正当经营的出版者与作者。伪书的畅销在行业中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假借引进之名的伪书，不必支付版税，运作周期也比要经过引进翻译等多道程序的外版书短，成本也相应减少。在卖场上，伪书往往得以堂而皇之地与真书摆在一起，如《执行》与《执行力》，《增长力》与《成长力》等，只要定价上略有优势，伪书也能够得到不少粗心读者的青睐。由于成本低，伪书还可以给经销商和零售商更低折扣，利润空间比真书更高，导致一些渠道（如机场、超市等）伪书一统天下，真书不见踪迹。难怪有人说，伪书比同类题材、同等定价、质量好的真书有更多机会进入消费者的视野，从而对整个图书出版业形成巨大的危害。

　　有些人认为，由国人操刀的“伪书”可刺激本土作者的兴起，可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者群啊！不求真才实学、没有职业道德！而真正厚积薄发的作者在创作具有原创内容的图书后，又马上深陷“伪书”包围，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回报，甚至为反常的市场反应所伤害。难怪《赢在执行》的作者姜汝祥、中国社科院的周国平等知名作者都成了积极的倒“伪”派。

　　傅豫波认为，相比对读者权益的潜在危害，“伪”书对以创意为生的书业伤害是显性的，后果更加严重。“虽然伪书也可能是产业由乱到治必经的一种状态，但是，如果不及时纠正，出版业这条大船将驶向何方值得考虑。”

　　反“伪”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目前情况来看，全面肃清伪书还有若干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伪书的界定仍是目前一大难题。目前，新闻出版总署将“伪书”定义为含有虚假信息的图书。北京锡恩企业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姜汝祥总结了经管励志类图书中最为典型的两种“伪书”类型。一类假冒原版书是借用西方原著的书名，但作者、书的内容是假的；另一类是书根本就不存在，书名、作者、书的内容都是假的，这类书最多，如《没有任何借口》、《执行力》等都是如此。但一些业内人士指出，这两种手法都可以通过查询版权登记号、原版书出版情况以及核实作者身份等方法查对，而目前图书市场上存在的更加隐蔽的做法则让人难以判断，比如，某书的封面上标注“希编著”或者“编译”，没有作者介绍，也没有原书情况介绍，表面上看不到宣传该书的不实信息，但是细看内容，不时可以发现其他书的影子。

　　傅豫波建议严格界定“编译”这种署名方法。她认为，如果是编译，那么是不是要标注翻译了哪本书；如果这本书仍不属于公共版权，那么翻译之后改编，是不是要经过原书作者的授权。在国外，署名的方法只有两种，不是“编”就是“著”。如果是编，那么每一个章节都有著作者的名字。而现在国家法律和管理法规并未对“编译”现象给予严格规定，使得一些攒书的写手钻了空子。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成长力》的目录与中心思想与电子工业出版社《增长力》相似，写法大同小异，但正好避开《著作权法》要求连续字数相同达一定的标准。如果不知其作者正是伪书《执行力》的作者，恐怕要认定其为“伪书”都很困难。

　　其次，有关法律法规也需要对伪书的治理方式进行更加详细的规定。目前新闻出版总署等有关部门对伪书现象相当重视，已经开始拟定相关的条文规范，下一步将根据这些条文规范对伪书市场展开大规模的治理整顿。华夏出版社经管事业部主任陈小兰认为，伪书现象也是一种商业行为，反“伪”应注意改善商业环境。现在读者的沉默更大程度上是缺乏可操作的索赔方式，如果购买伪劣图书可获双倍甚至多倍赔偿，也可刺激读者主张权利。“无钱可赚”会使违规出版者有所收敛。另外，国家可出台适合业内人士打“伪”的更具操作性的法律法规，增加伪书出版的法律风险。某出版社曾经遭遇过这样的“尴尬”，该社引进版图书出现了一种“伪”版本，于是将对比结果及合同文本等传给对方出版社总编室，而对方答复：确有相似的地方，但咨询过法律顾问，认为没有法律问题。所以，出版者建议，能否象商标法一样，对于含有知识产权成分、以及容易混淆的字体都有标准？能否对图书封面、书名等识别内容给予更严格的规定。随之而来的另一关键问题是，官司赢了，如何进行补偿？

　　第三，接受采访的从业人员也表示，控制伪书，关键是提高出版者的责任意识，注重细节，规范版权页上的信息。现在各社的版权页并不一致，有的引进版图书没有版权登记号，有的没有作者介绍。业内人士认为，虽然读者不一定会注意到版权页，但作为规范的行业，应该有规范统一的信息表达。此外，出版者要尽自己的力量识别伪劣图书。一位策划人说，“我们也应该看到工作室的市场敏锐度，如果出版社能够加以引导和管理，也可以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事实上，很多国外公司也可以合作，引进版的图书也可以修改内容，并非一定不能变动。”

　　最后，媒体与可出版社、书店和政府携手合作，成为接受举报、公布伪书信息的平台。比如，一旦有人发现伪书，可向媒体或出版社举报，出版管理部门可指定专业报纸予以披露，工商管理部门则可要求书店将这些报纸张贴或在网上公布，并且配合进行伪书下架退货。（作者：刘　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