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四年的努力，值此胡道静先生百年诞辰，皇皇七卷本《胡道静文集》出版了。掩卷沉思，我想到的是编辑的品格和传统。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出版的发祥地，商务、中华、大东、世界、开明五大出版机构均诞生于此，隆盛一时。这里的编辑、出版文化土壤十分丰厚，孕育了一大批出版家、名编辑，形成了自己的品格和传统。晚清有王韬、梁启超、吴友如、邹代钧等，民国有张元济、陆费逵、邹韬奋、夏丏尊等，不胜枚举。他们职业抱负高远，学术造诣精深，文化气象博大，编辑功力深厚；他们将出版作为启蒙民众、救亡强国的利器，深入到出版物创意、运筹的方方面面，策划、编辑、加工、著述，皆为翘楚。这是多么可贵的品格和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告别烽火，步入建设，出版机构虽部分离沪北迁，但上海出版界依然弦歌不绝，名家辈出。他们多以昌明学术、复兴文化为己任，排除纷扰，潜心向学，饱学精编，成绩斐然。道静先生是他们中的一员。这种品格和传统同样值得肯定和继承。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是道静先生驻足编辑岗位的重要岁月。那时出版界弥漫着理想主义的气息，流淌着精英主义的气质，以学养为底蕴的职业“书感”被极力推崇，学者型编辑成为大家最神往的称号和归宿。深度介入书稿的“纠错、提升、评价”能力被视为编辑的看家本领，编辑的职业意义与价值在很多出版人的心里被定义为学术和文化上的贡献。编辑不仅决定着社会精神生活的走向与品质，还直接参与社会学术进程的建构，读书（问学）、编辑、写作三位一体就是当时编辑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

　　道静先生是典型的学者型编辑。作为学者，他是我国著名的古代科学技术史、新闻出版史、上海地方史、古典文献学的专家，著作等身。他的《梦溪笔谈》整理和研究，创造性地把古人用于经籍的笺注方法，运用于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笔记。《梦溪笔谈校正》问世后，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重视和高度好评。顾颉刚盛赞说“有似裴松之注《三国志》”，胡适读后说：“此人造诣甚深，算了不起”，法国、英国、日本的学者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81年道静先生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选聘为通讯院士，同年还被任命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作为编辑，他任责任编辑的《中国丛书综录》，共收录中国古籍丛书2797部，包括七万多种图书，体例完备、归类准确、查检便利，填补了我国古籍丛书领域没有完备工具书的空白；而为李约瑟先生八十华诞所编《中国科学史探索》一书，则体现了他高超的编辑策划能力，这部著作组约了中、英、美、法、日、比利时、荷兰、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十一个国家科技史学者的三十余篇论文，堪称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的重要事件。李约瑟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感动，说：“这是中国给予西方人士最大的荣誉，只有《明史》为利玛窦立传一事可以比拟。”

　　道静先生对编辑工作的热爱和执著也令人肃然起敬。1958年启动的《中国丛书综录》被列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项目。为了确保质量并赶在国庆节前出版，这部书稿打破惯例，以卡片方式发排，而道静先生则卷起凉席，驻厂编校。白天，他在车间审阅发排的卡片；夜里，就在车间一角席地卧睡，中夜班排校工人遇到问题，随时唤他起身处理。就这样在印刷厂排版车间度过了整整一个夏天。在编辑《中国科技史探索》的过程中，为了向约稿的学者告知与论文集编辑出版有关的要求，或答复学者提出的问题，道静先生经常宵衣旰食、焚膏继晷。一次，伏案工作中的道静先生因劳累过度而昏倒在地，不省人事，抢救苏醒后还咯血不止。李约瑟闻讯后急电上海，要求他暂时放下《中国科技史探索》的编辑工作，但道静先生复电说：“我是一名战士，我能坚持下去！”“上海的战士”的故事就这样在剑桥传开了。事后，李约瑟引用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话来评价这位“上海的战士”。

　　今天的出版业已经进入市场的时代、资本的时代和数字化的时代，在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的队伍中涌现出了一批懂市场、会管理、善经营的编辑，这无疑是值得赞扬和提倡的。现代出版业的发展要求我们不仅要有学者型的编辑，还要有经营型的编辑，更要有二者兼具的复合型编辑。这是时代的呼唤和要求。但是，今天的出版工作中也存在一种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倾向，那就是，过度娱乐化和商业化所导致的传统编辑观的失重。“文本为王”在与“营销为王”、“包装为王”的博弈中不断被嘲弄，以至有人竟然宣称，“只要营销到位、包装到位，卫生纸都可以当书发行出去”。畅销书崇拜与畅销书的快餐化、低俗化让书业的是非、高下标准迷乱起来，也让一些青年编辑浮躁、迷茫起来，甚至出现价值错位，他们将大量的时间投入无谓的营销肉搏之中，而对文本的完善几乎不费工夫，根本无法进入作者的精神世界和学术天地，更谈不上精致、从容的文本提升。结果是，出书品种越来越多，品质越来越“水”，图书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能成为长销书的品种越来越少。然而，市场是理性的，缺少文化、学术含量的短命书的大量出笼，带来的必然是库存、退货的激增和运营质量的下滑。要扭转这一局面，我们必须反省那种脱离文本提高而溺于炒作的编辑意识和行动逻辑，重新回到“文本品质高（先）于营销”“文本营销并重”的轨道上来，把营销建立在厚实的文本基础之上。我们应该怀着对出版工作的敬畏之心，将那些被认为陈旧、过时而丢弃了的“精编、精印，出精品”，“占据学术制高点”，“激荡血肉、潜入历史、化作永恒”，“编辑的使命在于提升作品的价值”等编辑理念和传统重新呼唤回来，真正地把握编辑工作的价值归依。

　　面对胡道静先生厚重的文集，我们需要一份觉醒。无论是过去、今天、未来，图书都是社会精神生活的承重墙，有着最丰富的历史内涵，有着最高的精神海拔。文字的符号意义最具理性的光芒，它收留“娱乐”，收获“美感”，但镌刻在历史长河里的精神遗产一定是文化的积淀和思想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