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乎整个二十世纪，从建国前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一直到建国后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主编和主要教材编写者均由出版社员工担任，比如出版家张元济、陆费逵和教育家叶圣陶，同时担任着教材主编和出版社社长两个职务。教材建设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每一套教材都要经历酝酿思路、具体编写、编辑印制、发行推广、教师培训、收集反馈、修改提高这个过程，因此就需要一支全力投入的专职编写队伍，而出版社用社内力量编教材也可以较好地控制成本。
　　在新课标教材开始推广之后，为了能够短时间内推出新教材，大部分出版社都采取聘请社外专家的方式来编写教材。而经过几年的实践，现在各家新课标教材出版社都根据需要进行厂调整，在教材编写队伍建设上也产生了不同的形态：人教社在倚重社内教材编写力量的同时也开始采取社内外相结合的做法；一些在本世纪初介入新课标教材领域的出版社，也开始积极进行教材编写队伍建设，培养自己的教材专家。

　　人教社的教材编写模式是怎么来的?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初，当时就由全国各地调集各学科的专家编写教材。据该社生物室主任赵占良介绍说，当时生物组组长是著名生物学家周建人，组内汇集了当时全国知名的专家，来到人教社之后，他们即作为出版社编制内的工作人员，专职编写教材。在随后的工作中，由于人员调动，这些专家有些离开了出版社，又有新人补充进来，这些人则主要由编辑室内的老专家负责带，一边做一边学。因此当时出版社在编写教材方面是有强大学术支持的，这也是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殊产物。
　　在1978年之后，重新恢复工作的人教社开始从大学毕业生中选取人才培养为教材编辑，而对这部分编辑的培养主要有3种模式：一是清社内的老编辑通过培训班和讲座的形式给新人授课；二是采取师徒制的方式由老专家在工作中带新人；三是将年轻编辑送到国外大学进修。而除此之外，新进入人教社的编辑在开始两年都要到小学教课、代课，使编辑了解目前国内的教学实践情况。比如赵占良主任本人就曾经在北京65中教课一年，在广渠门中学听课一年，并且在之后的工作中随时下到中学了解教学新理念和新情况；他也曾被出版社送到澳大利亚的大学进修编辑出版和中小学课程理论。所有这些都保证了教材编辑从教学理论、教学实践到编辑出版工作全方位的素质。岳麓书社教材室主任张铁燕认为，人教社的很多教材编辑确实经过多年的打磨，有的老编辑一年甚至要听好几百节课；他们在编写教材的模式上是比较成熟的，而这不能不说是该社教材建设方面的优势。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人教社以社内编辑为主的编写模式有其特殊性，这是因为在新课标之前他们一直负责国内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工作，多年来确实积累了相当雄厚的编辑力量，这是在2000年之后新进入该领域的出版社在短时间之内所无法做到的，因此这种模式是不可能被迅速复制到其他出版社的。

　　都有谁在编新课标教材?
　　新课标教材的编写工作繁琐且复杂，从小学到高中，不仅图书品种多，而且需要对全国实验区进行培训服务，并根据每年使用的情况随时修订。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依靠出版社自身的编写力量难免捉襟见肘。因此出版社目前所采取的形式多为“三结合”或者“四结合”。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为例，参加教材编写工作的有大学专家、地方教研员、一线教师和出版社自身的编辑。教育科学出版社所采用的也是这种多重力量结合的方式，，该社教材发展中心主任王薇认为四种力量所起的作用各有不同：科研人员和学科专家可以从学术和理念上把握教材的方向；各地教研员则从教学科研的角度提供中观的意见；一线教师的参与可以使教材更适合教学的实际情况；出版社编辑的参与可以从教材的编写和出版角度提供一些想法。
　　在新的形势下，人教社的教材编写模式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以该社生物室为例，其专职的教材编写人员共9名，远不足以应付所需要完成的工作，因此在出版社内部编辑之外，他们也聘请了科研院所的学科专家和一线教师参与进来，由三方共同讨论并确定编写提纲、共同编写，并在其后的初稿讨论会上共同讨论修改意见。总的说来，这种编写方式应该说是一种集体创作，极大地提升了教材本身的品质。在进行新课改之前，人教社主要是让社内的编辑进行教材编写，由于所有的工作基本上都是社内员工完成，因此编写成本相对比较低。在采取“三结合”模式之后，这种前期投人大大增加了。但赵主任认为这种投入的增加是必然的，且不说其对教材品质提升的必要性，单在教材培训上就可以保证每个学科都有足够的各层面专家参与培训：学科专家负责向实验区教师介绍学科发展的最新态势；中小学一线教师提供教材使用的范例；出版社编辑则可讲授教材的编写意图。
　　对于一些出版单品种教材的出版社来说，采取什么模式编教材和所编教材的科目有很大关系。语文出版社目前已经出齐从小学到高中的全品种语文教材，该社总编室主任王永强介绍说，在教材编写方面语文社是以社内的30余名编辑为主的，同时外聘一些学科专家、各地教研员和一线教师。负责教材编写的编辑都是学习中文专业的，其中很多是研究生和博士生，在中文方面可以说是学有专长。出版社通过邀请社外专家以及和国外的学术交流，让编辑更深入地掌握新课标理念，并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使编辑更快地成长起来。出版了初、高中新课标《历史》教材的岳麓书社则是以社外专家为主力来编教材的，该社张铁燕主任认为出版社的教材编辑虽然也应该参与到教材编写的组织工作中来，但是《历史》教材以社外专家为主体编写，可以在内容、观点上保证教材本身的创新性——出版社所聘请的教材主编刘北城、郭小凌本身不仅有编写中学历史教材的经验，而且作为历史学界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有着更为新鲜的学术观点，而如果单靠出版社编辑的力量是很难达到那样的高度的。出版社的编辑可以将重点放在教学配套产品的开发工作上，也可以进行教材的科研工作。

　　以科研带动教材建设
　　要使教材能够始终跟上时代的发展，出版社必须有专门的编辑力量研究教材。教育科学出版社目前已经出版了12个学科的新课标教材，其中小学有6科、初中4科、高中2科。谈到教材的出版，王薇介绍说，以科研带动教材编写是出版社的一贯做法，而这是教科版教材有实力和后劲的重要保证。比如其小学《科学》教材在全国30多个省的实验区都有采用，而其背后有教育部“十五”重点课题“小学科学教材的开发与实验”的支持。由于背靠中央教科所，该社多数新课标教材编辑都有科研背景，，所有的编辑都要参与到课题研究中，有的则直接主持课题。王主任认为，将科研和教材编辑工作结合起来，有效地保证了教材的创新性。
　　国家课程教材研究所也设在人教社，因此人教社编辑的常规性工作除了编写教材之外，也要进行中小学教材的科研，跟踪国内外课程建设发展并进行国内外教材的比较研究，目前社内的每个教材编辑都有明确研究课题，不定期地到国外考察、同国外专家交流，形成了“科研+教材开发”的教材建设模式。

　　培养自己的职业教材开发队伍
　　在国外，中小学教材出版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进行教材编写的并不是出版社内的专职编写人员，而是签约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英语教材编辑室主任曹瑞珍介绍说，国外大学有教材编写的专业，她本人就曾经赴英国专门修习英语教材编写；而中小学教材的编写也是很职业化的，有专门的职业写作者按照出版社意图编写教材，也有专门研发教材的机构组织合适的人员来编写教材。而出版社编辑在教材出版过程中更多起策划人和协调人的作用。据人教社生物室赵主任介绍说，国外教材出版社的编辑主要有三方面工作：一是参与教材的前期策划，二是了解学校教学的需求并组织教材编写者进行创作，三是协调编写者和教材版式设计、校对之间的关系，以求使教材成品呈现出最佳的效果。而国外在评价一个教材编辑的能力水平上，也往往要看其对于学科领域的了解程度、组织、公关、协调能力以及对于图书版式设汁的感觉。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赖德胜认为，在新课标教材建设中，教材开发能力建设是重中之重，谁先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行动，谁就可以在今后的教材出版领域走在前列。该社副总编叶子介绍说，出版社从2001年底开始进行新课标教材建设以来已经建立了7个教材编辑工作室。一方面，出版社逐步引入社外人才，招聘一些专家和教师来出版社工作，进行专职教材编写；一方面出版社也在努力提升教材编辑的专业水平，要求他们参与到教材研发的全过程中，同时进行教材科研工作。北师大出版社希望通过将自己的教材建设队伍打造成一个事业、学术和利益的共同体，保证教材开发工作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江苏教育出版社在教材编写队伍职业化建设上也进行了新的尝试。该社副总编王瑞书介绍说，出版社进行教材建设的编辑人数相对较少，本身所承担的更多还是一个图书编辑的工作，而在教材编写方面，江苏教育社采取的是同社外编写组采取共同投入、共同分享的方式合作，出版社提供资金和品牌，而编写组则提供智力、服务上的支持。这些编写组的人员构成大多是通过长期合作与出版社建立良好关系的专家、教研员和一线教师，编写组有固定的工作场所，有的甚至还注册了社团法人资格。以发展比较成熟、已经实体化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组为例，该编写组是在原先省版教材编写组的基础上成立的，其人员构成为刚退休的特、高级教师，原县、市级教研员，一批仍活跃在原工作岗位上的骨干教师，这些人将其大部分或者全部工作时间投入到新课标教材编写上，并配合出版汁进行全国教师培训和教材修订工作。王瑞书认为，虽然新教材的出版目前还远未赢利，但是其市场前景应该是良好的，从长远来看，由于实行利益共享的方式合作，这些编写组所能得到收益可能并不少于出版社，因此这种方式可以极大地调动教材编写者的积极性。从实际效果来看，苏教版教材的主编对市场的关注程度更高，对教材的修订速度也更快一些。而对于出版社来说，这样的合作关系也简化了很多管理工作。目前出版社正同12个这样的教材编写组进行合作，项目的运转情况也比较良好。